人类在数以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已基本定义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譬如使用工具并制造工具，譬如文化，并用文化作用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譬如改造世界，发展人类科学技术生产力，等等，都是动物群体非能做到的。特别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点，就是人类要参与到多种复杂的互助性社会组织，并以生物进化论作根据渐趋成熟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说明人类只会向更加完美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会倒退。英国科学家赫胥黎说过，人类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个人的本性生活，譬如，生理欲望，生存以及性生活等。一方面是伦理的，伦理的就是社会的道德生活。譬如长幼关系、男女关系、子母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等等，这都是被社会已经普遍认可的可行性伦理道德观念。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群体，也主要缘于人类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区别于生物群体。
　　
　　任何一门学问的设立以及研究，其附带相关的学科种类都要考虑其内，譬如，我们谈论美学，这里既涉及到文艺心理学、建筑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天文地理学等等都囊括其内，本来美学就是从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的一门学问，如果孤立地单讲表象“美不美”的问题，这就以偏概全，也不科学客观地对待美学问题了。如果硬要如此武断，就属于唯心主义者。
　　
　　近来国内最为知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屡次放言提出“性学”概念上的问题，譬如，赞同一夜情、赞同多边恋、换偶无道德问题、聚众淫乱罪过时……我想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显然太狭隘了，这个观点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性学”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自身就无法成立。性学的研究已经脱离了社会学原理与人类心理学原理。只注重“性”这个字眼了，也就是自然属性，而忽略了人类的其他社会属性。“性”再作为一门学问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开始有点质疑，当今性学的成立是否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和人类发展的动力？但是，我敢断定当今的性学研究，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性学搞什么？搞袁隆平式的“杂交水稻”，那样估计人类有一天会基因突变，成为一个怪物，譬如驴和马只能杂交出骡子这样的物种（驴和马绝种了，骡子也就灭迹。如同性恋增多可能造成的结果就会使人类自取灭亡），这违背生物进化论，这归在自然的人类生活；搞如何性交乱伦换妻，不符合人类伦理道德观念，这归在社会伦理人生活上。
　　
　　譬如李银河多次谈及到这个问题，说无关道德。人类区别与其他物种的主要原因就是，必得遵循人类社会实践出来的礼仪道德，克己情欲，自我控制，自觉遵守，做一个行为有序，理念鉴定，人生价值观端正的完整的一个社会自然人。这是属于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得来的社会属性，也是根本的一点。李银河的观点并不符合社会伦理人的人生观。他过于注重片面性的自然属性——性这个问题了，焉不知当广而告之地扩大性范畴，什么都无罪化，什么都无关道德时，显然就违背人类社会属性了，违背社会属性还能称为人吗？这个问题不攻自破。
　　
　　譬如现实社会有这样一部分群体在李银河提出的“性学”概念问题中也确实存在，但是这并非人类进化的主流，而却是人类退化的变态一种逆反效应，足不可取。譬如古人在科技欠发达的时候，还知道如何拿树叶遮丑呢？难道人类越进化越不知羞耻了吗？显然上亿年人类发展，都是遵循优胜劣汰原则的。而李银河提出的“性学”范畴大都会后患无穷，譬如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就是源于一夜情、多个性伙伴以及杂交乱伦等，这很容易导致人类自取灭亡的倾向。她却自我辩解说，只要做好防范，譬如戴安全套，就不会增大性病艾滋病的传染几率，并及时检查身体，这一点实在荒唐得无可挑剔。一个小小的安全套能从根本上解决掉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难题吗？怕是十个八个一齐上，也无济于事。之所以一部分人愿意这样去做，也有一部分群体真正这样做了，只能说明这部分人的心态出现问题，精神出现紊乱，伦理道德出现偏差，脱离人类社会属性伦理道德一种，这些人是变异种族，好比西方科幻电影中的科幻种族，他们还能否成为真正的人类，还能否具备人类的属性，另当别论。但他们这个群体的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癌瘤，物种进化的绊脚石。
　　
　　譬如李银河说一夫一妻单调要调剂，她忽略人类社会属性这一点已经说过，没有必要重复。事实中存在这种禽兽不如的行为不假，希望借助一夜情、多边恋以及换妻进行调解。但她又忽视了这只是个案现象，并不代表所有人类的意愿都是这样，俨然就不能归入到人类“性”最终发展的方向，这也不能以单纯的自然“性”中看待，或许把这些人的行为归入到变态学、心理畸形学如何？绝对不应该归到人类正常正当合理合情的性主流意识中。显然，这一部分群体仅仅是个案现象，怎能说她们就是代表了今后人类发展的主流倾向呢？又怎能说“性学”范畴内的事儿呢？我相信把这种行为当作生物退化学研究、当作心理变态学研究或者当作纯粹的人类心理学研究更加贴切些。后来，李银河又出尔反尔，说只是替换偶辩护，并不是提倡换偶。即使如此也不是社会学家的应该所做的，这样的一棒子打死的坏事，用不着你辩护，只要你说出解决的可行性办法，这才是一个地道的社会学家分内职责。你又是如何做的？
　　
　　这让我想起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国流亡作家约瑟夫•布罗斯基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辞：审美选择是高度个人化的事务，审美经验总是私人经验……善，并不构成产生杰作的保证；这个观点倒不如说，恶，尤其政治之恶，总是一个糟糕的文体家。个人的审美经验越丰富，其品位就越健全，其道德视点就越清晰，也就越自由，尽管不一定更幸福……人的审美本能发展很快，因为即使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是什么、实际上要什么，一个人本能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不适合自己的是什么。就人类学的观点而言，让我重申，一个人首先是美学人，然后才是伦理人。
　　
　　也许李银河个人也算不幸的，譬如中年丧夫（抱歉不该揭你的伤疤，但为观点论述故），但是李的审美层次和“性”研究方法令人质疑，也没有像布罗斯基说得那样“其品位就越健全、其道德视点就越清晰、尽管不一定更幸福”啊？你为何却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按先是美学人，再是伦理人来看，你在审美上可能出现问题了，当然说出的言论就会出现谬论，那么还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性学家”吗？“伦理”更无从谈起啊？而恰恰布罗斯基这篇演讲稿的名字就是——《美学乃伦理之母》。
　　
　　由此看来李银河只大谈“性”了，太片面性了，太唯心主义了。从社会属性上，从物种进化属性上，从研究问题范畴上都已经出离主体和根本论据，故此，性学压根儿就不成立，压根儿就不能单单的分门别类得出现一个新学科——性学。性学，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门“伪学问”，它只是一种“伪性学”说辞。而“性”本身就只属于自然属性，禽兽界的也只讲究个生殖繁衍这一项功能，干么到人类这里又非要变态到学问上来呢？这不明摆着玷污“学问”这个字眼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李银河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分析人类行为没有错，但是做一个“性学专家”，我却严重抗议，因为性学本是一门伪学问，再加上其错误言论，故此推断，李银河的性学家称号是个伪性学家称号。如果李银河转向真正的社会学研究，提出问题，并想办法解决问题，有可能还算得上个社会学家，如果以一个“伪性学家”的身份还继续助纣为虐、力挺陈词、极力辩护，我估计你距离“伪社会学家”的穷途末路也为时不远矣！而不单单是一个“伪性学家”的招摇撞骗的罪过了啊？！李银河，你以为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