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不可否认，以上描绘的确实是部分“丑陋的中国人”的形象，专家概括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可专家们却没有给出 “丑陋的中国人”产生的原因，或者将之归因于传统时代小孩穿“开裆裤”和国人对婴儿排泄习惯的训练太过随便，不能不说有点失之浅陋甚至滑稽可笑。

　　“丑陋的中国人”的产生确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那么，这文化的根子是什么呢？

　　在这些不文明行为中，有一些如果放到私人场合，算不得什么不文明，如脱鞋脱袜、赤膊袒胸、打咳放屁之类，但大多数却是在私人场合并不会发生，只有在公共空间才会发生的行为，如一个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人，到了自己的家里往往并不会随地吐痰，恐怕很少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会便后不冲水的，故要挖“丑陋的中国人”的根，应该从后一种行为中入手。

　　我们中国人对于公共空间缺乏责任感，因为在国人看来，公共空间姓“公”，并不属于自己，也就不必为它担什么责任。

　　在1892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以中国道路的荒废状况为例，谈及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时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属于公众，这样的概念，中国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江山’（即这个帝国）属于当今皇上，他能拥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操心好了。”

　　在这段话里面，隐隐透露出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共精神的原因，即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江山”是皇上的私产，平头老百姓不必同时也无权去过问——没有所有权，自然也就没有责任。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下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所要求的是臣民的顺从听命；专制冻结与扼杀了一切自由的思想，驯服的臣民们只是按着来自国家、家族或社会的各种指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不能自主，自然也就不能形成责任感。

　　专制权力与民众的生存智慧博弈的结果，便是形成了被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称为“耻感文化”的东西。“耻感文化”主导的民众的行为往往受制于外部的强制力，即是迫于外在环境的压力，而不是出于他们内心的自觉，因为他们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里，当作恶多端、劣迹斑斑的道连看到自己画像的丑恶时，连自己都觉得可憎，为了获得安宁，他抓起了刀，向画像刺去，然而，他却杀死了他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副画像，便是他的良心——因为作恶，他受到了无所不在的来自他内心的罪恶感的追捕。而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人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由自省而来的罪恶感的制约，因此看不到自身的丑陋面目。

　　显然，中国人的缺乏公共精神的深层的文化根源是“公民权力的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耻感文化”，以至于不能对公共空间产生认同感，故要改变国人“不文明”的形象自然得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其一，加强外部的制约力量，使不文明行为付出高昂的成本；其二，加强公民教育，使个体成为自由思想的独立的主体——“人”，以增强个体的自律与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的认同感。除此之外，我想，恐怕开不出更好的药方了罢！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