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检察日报》近日刊登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姜伟的文章，文章称，提供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有的也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应将其界定为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内容。

　　非财产性利益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姜检察长也说得较模糊，他用了“有的”这样不特指的用语。这是因为，确实“有的”非财产性利益，如拍马屁、装孙子等常见的取悦人的高招，是无法将之纳入贿赂犯罪范围的。但具体到“性贿赂”上，是否应认定为贿赂罪，应当说在今天的法学界争议并不大。现行的《刑法》是1979年制定的，那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妥协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刑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

　　和那个年代的其他法律一样，《刑法》中也有不少在今天看来非常荒唐的规定。比如那时候的主流法学家固执地认为精神是无价的，因此，精神损失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也就是不需要赔偿的。用金钱来赔偿精神损失，反倒成了对精神的污辱。这种当时“主流”的观念很直接地体现在立法中，一直到现在，关于精神损失不赔的规定在刑事司法中还没有被纠正过来。

　　过去有种解释说，“贿赂”从“贝”，意思就是钱财，如果不是钱财，那就不好认定为“贿赂”。但今天我们知道，贿赂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因贿赂罪而致损的，并非仅仅是那些公私财物，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是比侵财犯罪严重得多的职务犯罪。既然侵犯的是廉洁制度，就不能将“贿赂”限定为钱财，像提供性服务、为领导小孩安排个好工作、给一个将来才具财产利益的指标等，都会破坏公职人员的廉洁。实践中，这些花样百出的贿赂形式还真不少，为什么就不能纳入“贿赂罪”！

　　不过，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规制的方式方法却是可以讨论的。前些年的刑法年会上，有学者提出应设立“性贿赂罪”。我曾将这种学术主张称为“罪名狂热症”。用刑法规制“性贿赂”，其实完全用不着单设罪名，将现有“贿赂罪”中“贿赂”的外延稍做合理的扩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这部诞生于27年前的“刑法典”，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面前，其历史的局限已逐渐显现出来。虽然经过了“97大修”，仍有不少该修补的内容没有被触及。在我的视野之内，主要的是这三类：一是因应计划经济条件下鄙视物质利益的某些法条；二是因应熟人社会治理传统的某些法条；三是因应威权社会和等级社会治理需要的官贵民贱。中国的刑事司法现代化步伐如果还要继续推进，我们的某些立法者和刑法学家，就应当先找回自己已丢失的心，它们或者被遗忘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就呆在熟人社会、威权社会和等级社会里正“乐不思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