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近日报道，1998年，河南汝州市决定在火车站前建一座综合批发市场和一个广场。市政府领导信誓旦旦地反复强调：这是市“重点工程”，是一件为民造福的好事，并将其列为市政府承诺为老百姓办的十件实事之首。

　　在市政府的“忽悠”下，80多户市民集资购买了市场的楼房。谁曾想，收上来的1200多万元预售楼款，竟然被挪用建了广场。原来，市政府最初的设想是先建市场，用赚到的钱再修广场。可到工程开工时，市里却突然决定先建广场。广场建成了，预售款也用完了，可是偏偏答应有资金缺口就由市财政补齐的老市长也走了，新市长不愿为老市长的政绩埋单。这样一来，资金链断了，市场建到一半被迫停工，一停就是7年！

　　这种事情，说新奇也不新奇。对一些地区的政情稍加了解就不难发现，不少地方的发展思路、政府决策多属“变动不居型”：只要“一把手”换了，必定就会“换了人间”。一个领导一个想法，一个领导一个提法，一个领导一个搞法。“新官不理旧事”，人人都想“创新”。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名声，有利于自己的升迁，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当了“一把手”，有些官员就想拿老百姓的银子“玩一票”。老百姓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为官一任，祸害一方，烂摊子扔下一大筐”！用规范一点的话说，就是决策随意，没有连续性，“决策断层”造成的损失，则让群众埋单。

　　决策对党政部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我国，党政机关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其决策关乎工作和事业的全局，决定着一方百姓的福祉。同时由于党政机关所确定的多是重大事项，这些事项从启动到结束，往往在时间上有很大跨度，需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按程序科学决策，并保持决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在现实中却往往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或喜好，滥用决策权，不管多大的事，涉及多少人、多少方面的利益，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特别是“一把手”就能说了算，甚或“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还美其名曰“有魄力”、“有效率”。

　　历史经验表明，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而决策缺少连续性，是对党和政府威信的最大损害。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如果政府的决策朝令夕改，仅仅换了“一把手”，就南辕北辙，一方面老百姓会在心理上产生不稳定感，对未来无法形成良性的心理预期，日积月累，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心理的稳定，留下不和谐的隐患。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变动，往往牵涉到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决策失误和“决策断层”，会无谓地引起社会矛盾，激起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为什么会出现“决策断层”？一个重要原因是决策缺少程序的有效规范。目前，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过程虽然也有一些原则性的“程序”规定，但是有不少规定不具可操作性，没有细化，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这些程序也缺乏监督制约主要领导干部的“刚性”。除了个别人在案发“落马”后，罗列其罪状或追溯其违法犯罪的原因时，提到决策程序问题，还从没听说哪位领导干部仅仅因为决策不讲程序而被追究。

　　与此相应的，是决策的结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如果有科学的决策程序，如事前的听证制度、各部门“分兵把口”严格审查的制度等等，决策的透明度高，社会参与程度深，决策严格按照程序产生，那么它就应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没有充分的理由和严格的程序就不能修改，就像有些国家连“城市规划地图”都是法定的一样。这样作出的决策，后来者也必须严格执行，从而减少“一个将军一个令”的现象。而目前的情况，既然前任能“拍脑门决策”，继任者自然可以“拍脑门否定”，决策的连续性就无从谈起。

　　出现“决策断层”，还在于对于决策没有贯彻“责权利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决策失误频频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者的责任不明确，对决策造成的损失几乎无人负责，倒霉的是老百姓。汝州市“烂尾楼事件”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烂尾楼”的情况出现了，如果说是当年决策的市长的过错，却未见他被追究；如果说他的决策合乎程序没有错，后任市长就应负渎职之责，因为前任市政府依法做出的决定他应该去执行，但是市政府换了3任“一把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年年呼吁，却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被追究，最后80户市民成了“牺牲品”。

　　因此，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一方面，制定和完善科学、严格、便于群众参与和监督的决策程序，减少决策失误；另一方面，要严格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让随意决策、不按程序决策、不执行合法决策的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不要再让广大群众为少数人的决策失误“交学费”，不要再让老百姓为领导干部的“决策断层”埋单。 崔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