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 
  
　　“小姐”一词被另一种特定职业借用了，我们用什么新词来代替“小姐”？现在媒体上用加引号的方式来表达，但我们在平常说话的时候，如何使用引号呢？

　　据报道，在10月6日第十四届德语国家汉语教学大会上，“小姐”一词难倒了中国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在会上颇为尴尬地说：“如果我在北京街头向一位陌生女士问路，那我肯定不能叫她小姐，否则会挨骂。”“如果在深圳，看到陌生年轻女士，我只能叫小妹，但决不能称呼小姐。”

　　其实不仅仅是“小姐”一词，还有“同志”、“鸡”、“鸭子”，这些名词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当民间低俗话语浮现在主流媒体时，我们要不要考虑我们民族语言的尊严与纯洁性？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与新闻出版机构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现在“小姐”、“同志”还有“鸡”、“鸭”都有了新的语义，这种语义一旦被主流传媒认同，并进入公众视线，它就被赋予了主流文化的意义，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新华字典》将不得不在相关条目下作出另类的注释。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民众集体无意中对语言纯洁性的漠视，就像随地吐痰一样，只考虑自己一时使用的方便与语言快感，而全然不顾及民族语言的尊严。其次，是媒体的传播，民间恶俗语言在一些电视台、电视电影与报刊上随意传播，使这种侵蚀语言纯洁性的现象得以普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与新闻出版部门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监管文字的“流通”，这种病态的流通，直接损害了我们的语言文字，同时取消或丑化了词语本身的语义。本来我们称年轻未婚女性为小姐，非常妥帖，现在我们的“小姐”一词被另一种特定职业借用了，我们用什么新词来代替“小姐”，我们又能用什么新词来代替“同志”？特别是“同志”一词，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在广泛使用，现在媒体上用加引号的方式来将其作另类表达，但我们在平常说话的时候，如何使用引号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语言异化情况呢？是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心态中有一种“语言回避”现象，就是社会与个人从心理上不敢正视某种社会现象与事实，就顾左右而言他，妓女与同性恋这一现象刚出现的时候，公众不能正视这一现象的自然合理性，觉得如果使用其本词表述让人心里不舒服，于是就转用寻常词语代替，这种代替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它使我们的民族语言变得病态。

　　借用传统语言有两种，一种就是上述的病态的借用，它使我们使用语言时无所适从；另一种是无害的借用，譬如“粉丝”被借用来指追星者，“斑竹”借指版主，无害的借用使语言多一些趣味，在网络上自由使用并不会损害语言文字的纯洁性。

　　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曾有过文字标准化宣传与清查活动，对街道与广告标牌都进行过干预，我们希望看到语言文字委员会与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局为新出现的文字借用而导致语言混乱的现象进行清理，并有具体的规则来制约限制这种侵害语言文字纯洁性的现象。一些词语已被损害，我们要做的是预防更多的词语被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