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是宗教信仰的产物。

　　汉代是多神教信仰的时代，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象征人物就是汉武帝。他在“外攘夷狄”上可谓功盖千秋，而在崇信神仙道方面，也可谓是浪漫多多。他东巡海上，封禅于泰山，求仙药于蓬莱。那时，亳人谬忌奏请祀太一，他说太一是天神最尊贵者，位在五帝之上。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甘泉宫设立了“太一神祀”。从正月上辛日黄昏开始通宵达旦地在灯火中祭祀。这是国家祭祀大典，亲自参加大典的太史令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时昏夜祀，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童)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

　　从这段文字记录可以明显地看出，汉代祭太一神是国家的大典，时间在正月上旬辛日之夜举行，祭祀会有灯火相伴，且有童男童女唱歌。神秘、盛大的祭祀礼仪以及夜游观灯是元宵节的原生态。

　　光阴荏苒，到了隋唐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百姓生活富庶，节日文化进入裂变时期，元宵节原来的神秘仪式日渐淡化，向娱乐性演变。昔日祭太一神的灯火成了人们变着戏法游玩的花灯，节日习俗为之大变。这是节令史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

　　节日文化的价值

　　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皓月高悬，彩灯万盏。如此良辰美景，令文人墨客诗兴大发—“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新年第一佳时节，谁肯如翁闭户眠”。每当这天，人们成群结队地拥上街头，观灯赏月、猜灯谜、逛庙会。那满街长长的高跷队伍、活泼欢跳的舞狮、飞舞冲天的巨龙以及五彩斑斓的礼花，成为节日最不同寻常的一道风景。“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无论是长安古城，还是西子湖畔、秦淮河边，人们再次把春节的喜庆气氛掀至顶峰。

　　在我们的传统节日中，这样倾城而出者，唯有元宵节。元宵节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是全民的狂欢节，人人参与，乐在其中。而亿万国人的热情、奔放、张扬，可与巴西、德国等国的狂欢节比肩。

　　古代元宵节由于开禁，人流如织，男女相遇，易于产生爱情。即使在礼法制度严密的宋明时代，也是如此。婚姻不幸的宋代女诗人朱淑贞在《生查子》诗中写道：“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辛弃疾在《元夕》词中写道：“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年来，在元宵节上演的两情相悦的爱情故事，举不胜举。

　　元宵节也是求子的佳节良辰。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偷灯盏》记载，那时元宵节有偷灯之俗，时人认为“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的“灯”就是“丁”的谐音，偷灯就是祈求子嗣绵延。据萧放《春节》一书介绍，这一习俗在广东一些地方至今仍在流行。广东北流祈求生子者，有去社坛偷灯之俗;而广东陆丰元宵夜还有“拾灯”之俗，元宵之夜，江上放水灯，求子者竞相拾灯。《广东新语》卷九咏诗道：

　　元夕浮灯海水南，

　　红灯女子白灯男。

　　白灯多甚红灯少，

　　拾取繁星满竹篮。

　　元宵节的影响

　　节日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春节如此，元宵节也不例外。

　　元宵节虽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老土节日，但随着我们国力的不断增强，其节日习俗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元宵节在汉文化区域的影响尤其大。新加坡是众多华人聚居地，元宵节时许多人会举行各式各样的花灯展演。信仰佛教的信众则去寺庙祭拜，为新年祈福;韩国把正月十五叫做“正大望日”，意为“望满月”。这一天，他们虽不吃元宵，却将高粱米、小红豆等杂粮做成“五谷饭”，作为节日食品。而在农村，还有“烧月亮屋”之俗—圆月升起后，人们用手中火把点燃“月亮屋”，围着火堆欢歌舞蹈。

　　全民狂欢的节日，一旦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接受，民族节日文化一定会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