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地方治霾不愿动真格?孙太利委员认为，“唯GDP论”政绩观是一个障碍，但并非唯一障碍。

　　2013年，北方某省公安部门发现了企业排污线索，采取行动时却发现，企业早停止了排放，让赶到现场的民警扑了个空。

　　“有没有保护伞的问题?”孙太利委员说，治理雾霾也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挖出监管不力背后可能隐藏的腐败，有无官员从中捞取过好处?

　　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说，千丝万缕的利益链，让一些地方治理雾霾时投鼠忌器。应当将“空气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约束性要求，建立起刚性约束机制。

　　怎样让排污者“不敢、不能”?

　　3月1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重污染日企业拒不停产或限产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车辆排放超标，处罚最高提至3000元。

　　新的法规带来新的期待。然而，大气污染防治法自2000年以来已14年未修订过，与当前污染状况对比，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

　　孙菁代表认为，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一个突出局限性是处罚力度不够，导致排污企业违法成本太低。对查实的数据造假企业，行政处罚额度最高是废气数据造假罚款5万元，这甚至比不上企业一天的治污费用。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建议，处罚要出重拳，让情节严重的排污企业“倾家荡产”。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看来，立法的空白点之一是，治理区域性大气问题的法规比较少。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区域合作治理雾霾的尝试，但“合作”常常局限于“转移”--把污染丢给邻居，把利益留给自己。结果整个区域的大气污染并未减少，自身又反受其害。

　　让排污者“不敢为、不能为”，还要引入公众监督。长期以来，公众被挡在大气监测的技术壁垒之外。但邓中翰代表认为，把监测数据特别是污染源的排放数据放到网上，让社会实时知晓。

　　宋心仿代表认为，防治雾霾需要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雾霾之下无人可以置身事外。发生在你身边的不文明行为，如果你不站出来监督，就是任由自己的权益被侵害。”

     (新华网记者李柯勇、罗博、刘元旭、张舵、朱峰、娄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