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奎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靠母亲打工抚养长大。中学毕业后进入美国空军航校学飞行，毕业后奉派到空军学院任教，随后被派到南朝鲜，在美国空军第5联队第3大队3中队8分队担任B-26型机的中尉飞行员，1952年1月13日到朝鲜北部地区上空执行“特殊任务”时被志愿军击落。奎恩被俘后很害怕，怕受虐待，怕被杀头。然而，当时他腿部被树枝划破，鲜血把裤子都染红了，是志愿军用担架将他抬到卫生所，上药包扎，换上新衣服，然后才送到后方战俘营的。他发现志愿军人员发给他好的食物，给他暖和的衣服、毛毯，并且一再耐心而和蔼地向他讲解什么是宽待政策，让他紧张的心情很快就放松下来。不久，奎恩详细交代了他几次接受投掷“哑弹”(细菌弹)的经过情况。他说：“我投下的‘哑弹’，里面装有花蝇、黑跳蚤和其他带菌的昆虫。每个‘哑弹’长137厘米、宽36.4厘米，由两瓣组成，内分4格，弹壳为钢皮，厚0.15厘米。炸开后分为完整的两瓣。我头一次将‘哑弹’投掷在宁远郡宁远面马上里。另一次在博川郡龙西面星里山地上空盘旋，正准备投弹时，飞机被高射炮击中。”

　　肯尼斯·伊纳克，美国俄亥俄州人，1943年6月应征入伍，进入空军。入朝后与奎恩同在美国空军第5联队第3大队3中队8分队，任中尉领航员，1952年2月的一天，在志愿军第9兵团驻地附近投掷细菌弹时被击落。我们的女翻译刘禄同志曾奉命带领几名战士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紧急赶往离驻地30多公里的小山村，去接收这名被俘的美国空军飞行员。由于这名美军俘虏对于我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不了解，害怕得很。他趁我方管理宽松的间隙，从后门逃跑了。我警卫战士在一个小山上找到他时，发现他手里还拿着一片破镜子，企图用镜子的反射光与美军飞机联络。在事实面前，他发现我志愿军个个和蔼可亲，根本不是美军上层所描绘的那样。于是他交代了和20多名美国空军飞行人员于1951年8月25日在日本基地参加投掷细菌弹、进行细菌战的“绝密讲座”，以及他和同伴几次驾B-26型飞机潜入朝鲜北部地区上空投掷细菌弹的详细情况。

　　继奎恩和伊纳克等之后，美国空军上校军官许威布尔、艾文斯等3人也都写出了书面交代材料。笔者亲眼看到他们在交代材料上签字，并且进行了录音。他们在办完这些事情之后，感到志愿军俘管当局并没有惩罚他们的意思，一个个显得很轻松的样子。许多人感到后悔、愧疚，说不该参加这场“肮脏的战争”。被俘的美国空军上校许威布尔说：“我投掷了细菌弹，参加了这场不光彩的战争。我没有什么话可说，有的只是惭愧和悔恨!”许多人还纷纷表示，要加入爱好和平者的行列，重新做人，以洗刷自己良心上的过失。

　　所有投掷过细菌弹、参加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被俘人员，均受到志愿军的宽大对待。在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与亲友通信联络等诸多方面，均同其他战俘一样，按政策享受同等待遇。《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交战双方在遣返和交换被俘人员时，朝、中方面及时将他们遣返，交给美方，使他们实现了返回美国与亲人团聚、过和平生活的愿望。

　　现在，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仍有人使出拙劣的手法，妄图为当年美国在入侵朝鲜的战争中发动细菌战、使用细菌武器翻案，当说客。然而在包括大量的人证和物证在内的历史事实面前，他们的诡辩说辞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们除了自我暴露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想从中捞到点什么东西，那只能是徒劳的。(黄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