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帅

　　孙中山和毛泽东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担当意识，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耗尽了毕生精力和心血，等等。但是二人又有着鲜明的不同，而正是这种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 产党的不同前途和命运。

　　孙中山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问题的，而毛泽东则是哲学家的视角。在谈到中国人民长期遭受的四大苦难时，孙中山的答案是饥荒、水患、病疫、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这种分析，显然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通过列举一系列现实来揭示内在的原因。我们知道孙中山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并做过医生。而这些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而毛泽东则认为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枷锁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权”，远不是现实中所能看得见的，但是又切实存在。毛泽东抛弃了纷繁芜杂的现象，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理性分析，把束缚中国人民的因素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在孙中山看来，政治是一门科学；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是一门艺术。同为伟大的政治巨人，孙中山希望把政治变成一套科学运转的机器,他写了《治国方略》一书,《治国方略》是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得出的。孙中山以为只要通过新技术把新政府构建起来，中国就可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其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便是一个设计精美的体系。毛泽东则更多地着眼于政治之上的战略问题，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洋溢着诗人的气质。“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是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个人抱负的舒展。这种艺术式的政治，赋予毛泽东更多的灵活性，而且能够做到“与时俱进”。

　　在传统文化方面，孙中山吸收的是“和”，而毛泽东吸收的是“斗”。因此，孙中山在考虑建立新国家时，在参考欧美各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文化，创立了“五权”宪法。而在1912年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时，即宣布中华民国是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而在和袁世凯谈判中，为保全政治上的统一，孙中山放弃了大总统的位子。这固然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关系，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毛泽东则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从历史来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以当时中国的实际而言，只有团结才有出路。而要团结，最紧要的是唤醒全民的民族意识，这从根本上说需要的是精神激励。毛泽东选择了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并以“分田分地”保障了其经济上的独立，通过艺术化的斗争策略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而孙中山则过于自信理性的设计，过于依赖于“物”力，最终却抱憾于“知难行易”。

　　正是由于二位伟人存在的这些不同，决定了国民党选择的道路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不可能实现孙中山设想的三民主义，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摸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才最终实现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三民主义，并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