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次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在小平同志主导下推动的。第一次,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了一篇文章引发讨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就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第二次,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争论,最后定下来的标志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也有人提出,十五大前后有一次思想解放,就是指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十五大上一举突破公和私的矛盾,提出公有制有多种实现方式,私有经济私有化也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到2002年十六大这十年是把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变成了现实,但它只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必然延续。

　　政府全能主义亟待打破:中国发展又到了一个拐点

　　时间又过了15年时间,改革开放推进到了十七大前夕,2004—2006年连续三年改革大争论甚嚣尘上,围绕着市场化改革方向对不对的话题,十七大召开前夕两封万人书上书中央,影响巨大。万人书里大批特批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对的,直接矛头指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以十七大报告中要讲那么一大段解放思想,具体就是针对这个背景,作出的直接回应。报告在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大量问题,包括了汪洋同志针对广东提到的几个尖锐问题,我总结为六大问题:

　　第一,三大差别的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显著拉大。第二,社会管理严重滞后,社会问题严重成堆,包括社会治安,包括整个教育、医疗卫生,特别是2003年非典后看到社会管理的严重滞后。全国在县一级医院只有一台呼吸机,根本救不了人。在这个情况下,2003年总结了非典以后才提出科学发展观,才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相协调。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问题都非常突出,第四个是粗放式发展,高投入、高消耗带来高污染,这种粗放式的发展一直没有转变。第五个问题是环境、生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环境受破坏、生态受污染。第六是腐败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混乱等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通过梳理这六大问题,我们能够意识到这时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又到了一个拐点,这时需要新思想的解放。这个解放突破的是什么一种旧思想呢?我认为这种突破就像第一次是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第二次解放思想突破的是姓资姓社,驱除姓资姓社的干扰一样,这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那么,今天要树立什么衡量是非标准的权威呢?我认为,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权威。回顾历史,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今天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我们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这关乎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前两次解放思想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相比较走得非常缓慢,两者不相适应。上面提到的六个问题,最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职能,你不是服务主体,你根本没有想到连年增长的GDP、增加的财政收入是用来干什么的?专门拿去盖高楼大厦,把政府的机关造得很漂亮,老百姓住房却很困难,这是服务型政府吗?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不一样的地方。

　　利益格局的重整:这个任务比前两次更艰巨

　　那么,这一轮思想大解放有别于前两次的主要区别在哪呢?

　　第一,前面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论证,这一次偏重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当然利益格局的调整更重要。第一、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清界线,不能完全按照毛泽东晚年讲的办,要走出新路,所以这个思想一解决,国家马上走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分田到户、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路。第二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市场经济不是一定姓资,大家都可以干,迷雾破除后,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马上发展起来了,而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解决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任务比前两次更艰巨。

　　第二,如果说前面两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那么这一次在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的是还权于民,要让民间组织有权利。政府首先还原成一个法治、服务型的政府,再深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还权于民的过程。还利于民和还权于民并举,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更多是从规制上,完善还权于民的规制建设。

　　第三,以前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更偏重于制度创新,或者叫规制建设。现在要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要推动经济上的发展,转变方式都要从制度着手。

　　既然涉及到利益调整,涉及到还权于民,涉及到制度创新,比前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解决问题难度更大、阻力更大是必然的。今天面临新一轮的解放主要目标应该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强调四位一体,这是十七大提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总体布局是四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联系在一起。

　　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今天从中央十七大提出来和新一轮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分几步走,首先是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改革,真正从以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为主体,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现在对经济的微观干预这两年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民营经济更困难。这个行政管理体制,大部制提出来是新的,按照中央提出来的大部制改革是向法制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方面转变,我很担心,如果按照现在的大部制,能否有实效。

　　我还记得当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吴敬琏提出来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不是财政没有条件、也不是政府没有钱,关键是九龙治水,比如两保基金,社会保障部要捞过去,而总工会、财政部等几个部门也都在抢这一块,所以搞得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没有建立起来,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

　　政府这一块的公共权利、社会这一块自治的权利和市场创造财富的活跃权利,这三者还是要分开的,政府不能统包一切,不能还抱有全能主义的观点。如果说行政管理体制搞大部制走这一条路的话,还是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

　　社会体制改革:根本在公民社会建设

　　我特别要谈到四位一体中的社会体制的改革,这一次社会体制改革是以解决民生为重点的,这还不是很彻底的社会体制改革。实际上社会自治权利建立起来后的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才是社会体制改革的要义所在。目前民生问题很突出,各级政府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重点提出也是符合老百姓愿望的,但是问题是民生问题是什么?各地是否理解透了?现在各个地方行动快得很,增加一点低收入人员的工资,免掉小学生的学费,增加点儿教育经费。医疗卫生也做一点修修补补的东西,这些是不是就是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了呢?我认为这是表面应付的东西,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首要解决的是以下问题。

　　第一,首先要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不是说免一点教育收费,增加一点教育经费就是保障社会教育了。它是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我们不断地提我们国家要成为创新型的国家,社会要成为学习型的社会,教育体系就不仅是学校教育,不仅是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还需要一整套的国民教育,包括宪法教育和终身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

　　第二,要真正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起码条件。第三,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格局。现在贫富差距拉大,有的人总是想对富人不断加税,这就涉及到怎么样建立一个合理的、创造机会平等的分配格局,不是对富人加税或者增加低收入者工资能够解决的。

　　第四,要建立一个为人人服务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机制。医疗卫生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是作为基本公共权利机构存在的,国家应该大力支持。为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

　　第五,建立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体系。人人有房住不是人人住产权房,重点是增加低收入者的廉租房建设。这一点“两会”也很明确,这是很重要的民生问题。

　　最后要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很重要,但是现在没有提出来。现在城乡的生活环境,安全食品等等问题,随着生态的恶化、空气的污染,怎么样为城乡老百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成为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还是回到历史中来。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把全国的人变成政治人,之前大家都在搞阶级斗争,妻子能揭发丈夫,儿子会批斗老子,惨象横生；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到2008年30年,我们把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关注投资创造社会财富。相对于第一个30年,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但是经济人也带来一个问题,搞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享受主义,浮躁急躁的情绪,激烈竞争的心态造成国人的精神问题众多,自杀的人很多。现在有种说法讲21世纪严重的疾病不是癌症,也不是心血管病,而是精神病患的增加。为什么?这就是浮躁社会环境造成的,缺少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单纯追求GDP、追求高享受,住房要越来越好,车子也要越来越好,工资也要比你高得多,不断地攀比,心浮气躁。

　　回到眼前,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