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现在中央提了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工作的中心要从“以GDP为中心”转移。这种转移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以GDP为中心，官员可以获得工资以外的，从公权力的运作过程获得的寻租机会，这可以被看成是官员从政的动力所在。

　　但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这种机会将会减少，那么将来五年，政府准备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进行这种转型呢？从报告中我们没有看到具体措施。

　　报告审批程序须有突破

　　苏少鑫：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交给人民的一份“答卷”。如果放在历史视野来考察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政府无一例外通过了它的工作报告并不天然意味着人民就一定满意这份“答卷”？在这种制度安排上，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王则楚：不是“政府无一例外通过了它的工作报告”，而是人大无一例外通过了它的工作报告，如果人民的真实意愿不是这样，说明我们的“人民代表”并没有代表“人民”。

　　只有让人民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才可以让人民代表向人民群众负责。而这种制度安排在县级是已经有了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县级代表的选举并没有真正直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往往放弃自己的提名权，而公民自荐的提名往往因没有公开的竞选，而得不到选民的认同。

　　李公明：任何一种提交审批的工作报告，如果在其历届审批的历史上、在提交者与审批者的心态上，全无一点通不过的可能、担忧，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既然是审批，必然就有通过与通不过两种可能；提交者应该有通不过的心理准备，审批者更应该有通过与不通过两种声音的辩难，这样的通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过。

　　从完善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围绕着政府工作报告的审批程序应该有大的突破。比如，在程序上首先安排审核报告内容的真实性问题；又比如，在表决前设立赞成和反对、通过与不通过的专题论坛，让所有与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畅所欲言。

　　而在上述这些程序中，公共媒体有责任、有权力进行彻底公开的报道。只有建立在充分民主、透明、正义的程序上的“通过”——尽管它很可能不再是“一致通过”，才是真正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通过。

　　邹啸鸣：我们国家的政治安排中虽然也有竞争，比如任何一个官职都有N个候选人在竞争。但是我们的候选人是对上负责的竞争。

　　在这样的官本位制度结构下，批评上级会导致自己职位不保。所以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不但看不到那种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变成了工作布置的会议，而不是政府工作报告被审议的场所。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历年的每份政府工作报告都是“令人满意”的。即使我们后来承认“走了弯路”，那也要等到N年后才有机会纠正。而那些时间和时机就这样从中国的身边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