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发自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并没有出现在3月12日上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团小组会上，他另有要事在身。

　　专程赶来的数位记者，对于汪洋的缺席，不免遗憾，但他们很快发现，正值大力推进思想解放的广东代表团，在审议大部制方案时，依旧思维活跃，观点激荡。

　　依照大会日程安排，这个上午，各代表团将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看似波澜不惊的广东团第一小组会议，在一位与会代表率先的质疑中拉开帷幕，这位代表不免遗憾，“加工生产领域的农产品质量看来还是要五六个部门管。”

　　他的遗憾基于国外经验，“美国和加拿大，农产品从最初的种植一直到最后走上餐桌和消费领域，全部归农业部监管。”

　　其实，顺德市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推过类似大部制的改革，当年主政的一位领导当场回忆，1993年在顺德，市委市政府共用一个办公厅，四大班子合用一个接待办。他说，顺德在机构改革上的努力为后来产权改革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但“上面有人说我们开快车”，他赴清远任职，因财力困难，再度采取合并机构的方式，结果上级某些主管部门领导几乎不来视察工作了，“理由是，你们那都没我们的部门，我们去干什么？”

　　对旧有部委机构的弊端，与会的一些地方领导代表可谓感触尤深，讨论也渐入高潮。

　　广东省人大主任欧广源建言，国务院机构改革还应在下放权力以及部委职能的真正转变上继续加大力度。

　　他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曾提出精简机构，下放权力。初期效果不错，但后来因为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下放地方的权力又呈上收趋势。

　　“地方上一些具体微观的事务，也需进京审批”，呈现“下面管宏观，中央管微观”的错位局面。其结果一是浪费行政成本，二是容易滋生腐败。

　　更有代表直言，在部委大权在握的情形下，各地驻京办每年花了那么多钱，实际上很多是用来公关部委了，“原先的体制下，你不公关，成不了事。”

　　广东省人大副主任陈用志代表则提及，自己主政地方时曾造访某部委，备受冷遇，一位部委工作人员甚至对他说，在我们这，给你个椅子坐，已经是领导人待遇了。陈指斥，这是典型的衙门作风。

　　话犹在耳，另一位来自企业的代表附和道：“还给你们椅子坐，我们有的时候，守半天，连门都进不了。”

　　对于有权无责的弊端，现场一些代表丝毫不留情面，“比如广东去年缺电600万千瓦，责任在哪里，责任就在上面的审批机构，不按市场要求谋划，地方一个电厂，审批手续办了三五年都下不来。”

　　建设部2006年提出的新建住房90平方米必须占70%的调控方案，也被代表提及，“中国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怎么还能用这种‘一刀切’的思维模式？”

　　今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的最终方案，与早前学界建议的构想不同，但与会代表表示宽容，认为在中国，改革还是要稳步推进。一位地方政府领导慨言，改革就是一场革命，背后的利益博弈，外人难以想象。他预估，方案之后还会有震荡期，需要六到九年的磨合期。

　　一些更尖锐的建议，则被在场记者视为击中要害，王东代表说，行政机构的精减和整合，应该配套减少相应的行政开支，但在今年的预算草案上看不出相应的变化。

　　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则强调，改革目光不能只关注于部门之间的合并上，他建议趁此机会，国务院的每个部门的职能也应理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代表则认为政府职能转变，首要在于要严格区分哪些政府该管，哪些不该管。

　　一旁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插话，“哪些管，哪些不该管，只要看出了问题，政府有没有被追究责任，没被追究的就是不该管的。”一旁众人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