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 槌

　　当时各部委给出的条件不尽相同，吕青所在的财政部作为强势部门是当时分流政策最好的部委之一。“1998年精简的时候，财政部给了18项优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费出钱去读书两年，有去英国剑桥美国哈佛的也有在清华中央财经的；还可以选择去财政部下相关的事业单位。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可能一人独占，只能在其中择一。”吕青说。

　　当时年纪轻的人，大多倾向选择出国读书。让吕青最为扼腕的是他的一个女同事，当时她选择了去英国读书。这几乎是分流人员最令人艳羡的出路了，饶是如此，这位女同事被精简后心情一直不好，一直没有想通，因无法适应国外求学生活只读了半年便回国了。不久又与丈夫离婚了，最终失去理性选择了自杀。“她如果料到过了两年，去读书的人大多又都回到了部里，估计也不会做出如此选择吧。”

　　薛剑所在的部委也有这么一位闹自杀的主。这位军转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身无长处，要是部里分流他就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声称一旦被分流就从12楼办公室跳下去。

　　薛剑觉得这一切都是“官本位”作祟，机构改革首先要改变政府职能，而要改变政府职能则首先应改变这种“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心理。但不可讳言，在那个时候乃至延续至今，崇拜权力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国民正常的心态。

　　在大楼里做过三年科级公务员的薛剑，也自然做过紫袍加身、开府封疆的白日梦。那个挤在纪委传达室看朱镕基答记者问发出“大丈夫当如斯”的王贤亦如此这般痴迷权力游戏，他那时的抱负是“50岁之前做到中委”。

　　在中国，政府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影响过于巨大。吊诡的是，不久之后电视中那个王贤倾慕不已的大人物紧接着发动的改革让他30岁之前就远离了官场。

　　薛剑在大楼里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公文，这活说简单则简单，说难则难。一些干部终其一生，就在钻研这事。

　　薛剑午饭后会玩一回电脑游戏，然后去公共澡堂洗澡，洗澡完毕回到办公室，干点杂活，等着下班。那些日子，电脑游戏《仙剑奇缘》正风靡全国，这座令人仰视的部委大楼也概莫能外。“我想，每个人都有李逍遥(游戏主角)初出江湖时的豪情万丈，每个人的人生也都有他那样的不得已。游戏over时，我流泪了，不敢再去玩一遍。”离开那座大楼后，薛剑就再没有回去的想法。

　　一箭之地外的蒋琦则已经在期盼着离开的那一天了。

　　他仍然记得离开会议室的那一刻，心中仿佛听到落槌之音，他知道那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国务院文件的形式通知各个部委单位，开会的形式传达到每个个人，部委里边司局有一个统一的会议，然后是各司局开。”蒋琦说，夏天一过，他终于可以离开了。

　　等到1998年10月，大楼的精简方案已定，上面根本没给任何的通融，减47%，机关公务员由420余人减少到270人。

　　尽管之前，大楼里的头脑也鼓励公务员参加研究生考试主动分流，但大家都憋着，无人响应，最后硬是没一个公务员主动离开。

　　薛剑仍记得落槌之日的场景：依旧在司会议室的大会议桌。围着会议桌有十七八张椅子，再在外面紧靠着墙壁又有一圈椅子。开会时，没有人刻意做规定，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找对自己的座位。司长坐在中间，副司级干部在他两旁坐定，其他处长、副处长便把环绕会议桌“二环路”的一圈椅子坐满，而靠墙壁这圈被成为“三环路”的椅子，稀稀拉拉由我们这些科级干部占据。

　　此时，坐在“三环路”的他依旧幻想这若是有一天提拔为副处长，第二天开会他会自觉地递进到“二环路”上坐定。

　　分洪区

　　那次各部委的分流安置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不少人乐得利用资源下海兼职发挥余热；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哪怕大楼里分牛羊肉、大米也都有其一份，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第三条途径则是调到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好像直属单位就不人满为患了。

　　因为去直属单位原则上是级别不变，直属单位受制于上级领导部门，一般对分流来的人员不能不接受。这些单位当时被人形象地称为“分洪区”，“几次改革之后，那些分洪区也已经是汪洋大海，分无可分了。”结束了“中委”之梦，分流到一家事业单位的王贤说。

　　分洪区也不是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也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财政压力，很多事业部门财政主要是靠收费，比如王贤分流去的那家，国家给30%的经费，其他靠收费。

　　虽说人员减少了近一半，但部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职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处级职位减少也不多。比如薛剑那个司仅仅将8个处减少为7个处，老干部局和机关服务局从公务员编制就地变为事业编制——这样就不占编制名额。

　　减少的主要是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位。比如原来每个处四人，处长、副处长各一，现在变成一个处仅三人或二人，处长、副处长职数不变，每个处要么留一个科员要么一个科员都不留，全是官员。对具体办事者来说，首先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再然后就是考虑分流工作的难易程度。

　　但是这场惊心动魄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并没有出现曾经预想中的尖锐矛盾。就像官方学者声称的那样，上世纪的几次机构改革已为冗员安置探索出了宝贵经验。

　　大楼宣布分流后不久，就是春节，春节过后，薛剑这些被分流者还得回部里等候安置。这时候，他分到了一套1995年建的小两居，两间卧室加一个小厅，使用面积42平米。房子在北三环外，位置还不错。分到了房子，妻子比他还高兴，她对薛剑进部委最大的期盼就是分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她觉得分流算个啥。后来薛剑了解到，各部委分流干部无房者普遍分到了住房，这点算是货真价实的“赎买”。

　　“中央政府有能力用种种政策和财物来赎买分流干部放弃公务员的资格。而被分流的公务员，大部分实际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只是心理上多少有些失落罢了。”薛剑说。

　　离开的时候，薛剑选择了去直属该部委的一家报纸当记者。

　　缓解阀

　　蒋琦选择了去北大读书，1998年11月，他参加了考试，在翌年3月份开班，比一般的研究生早一点入学。读的是那年最热门的法硕专业。

　　外交部是采取自愿的原则，一种是走了之后给你提供一些比如公费上学的条件，在行政待遇上有一系列安排，还有一些可以上完学再回来。

　　他走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回来。“分流的时候领导说，将来有可能需要新的人手，那么你是可以回来的，但很多人不愿意冒险，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去了。”

　　3年的学习深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缓解阀”。“你让这些人去找工作是不现实的，所以当时想出这种办法，让你上个学，有个三年的缓冲期。”蒋琦说。

　　蒋琦认为，外交部那时候其实是相当缺人的，一些后勤部门着着实实是削减的，而业务部门显然是需要人力的，但为了完成精简指标不得已分流。

　　“但分流给我这样不适应机关的人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机会，在若干年内，不能自由辞职，一定要走的话，要付出一些代价。”

　　考试分几种，有一种纯粹去学校参加一个培训，不用通过考试，费用由国家提供，另外两种是通过考试，一种是参加学校的学位班，另一种是参加国家统一的研究生考试，如果考过，国家出钱给你。

　　蒋琦在北大和所有在校研究生一起上学一起考试，不同的是，各定点专业都有一个“国务院班”，都是从各部委通过考试进来的。

　　如果关系不是非常铁，班上的同学不会互相打听分流经过，“你总不能问他是自己想来的，还是单位劝他来的吧。”

　　在国家机关里工作过几年的人，他们的社会经验和人生履历上，学习目的非常明确，态度上也是比较认真的。“混日子是很可笑的，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我们都遭遇到一种不可抗力，当经历到你身上，你只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充实自己，为下一个机会做努力。”

　　他们不像在校生那样激进。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轰炸。在那种时刻，首都很多人参加了游行，但习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国务院班”却有很多人没参加游行。

　　“等我到使馆的时候，使馆边上的水泥砖都被砸光了，我到那里去不是为了砸砖，而只是为了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班上其他人也是看国家会用怎样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冷静。”蒋琦说。

　　那天，即将离开大楼的薛剑在楼上的办公室冷冷地俯瞰着使馆周围的一切。

　　轮 回

　　事实上，蒋琦后来又回去了。回去工作了一年，然后才辞职的。

　　“我知道的班上像我一样回去的至少有十几个人。实际上，各个不同的部委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机构改革的时候不应该搞一刀切，但是各部委分开操作，又显得不平衡，很难完全做到公平公正。”

　　蒋琦认为，这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精简—膨胀的轮回。“改革本身面临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这些人出去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就不再编制之内了，但一段时间后这个岗位还需要人，就回去了，要一个新毕业生培养成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公务员，你选择哪一个。”

　　很多人，包括蒋琦，是一边上学一边上班的，“单位实在忙不开的时候还是需要你帮忙的。上学期间也给你一个基础工资。”

　　一般来说，每年部委都不断招募新的公务员，另一方面减少的仅仅是退休的公务员，所以公务员的数量肯定是增加的。“这和国家管理的模式相关，西方国家是小政府，而我们国家是一个大政府，必须面面俱到。”蒋琦反思说。

　　“我们的机构改革还是跟原来的政府管理方式有关系，每个部位分得很细很细，每个事情都要人来负责，需要庞大的公务员来支撑这个机构，直到他觉得编制人数太多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周期率。减下来又缩回去。”

　　至今仍在财政部工作的吕青也面对同一困惑，“那次改革的问题是只减了人员，但一些职位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导致一度缺人手，这也是部分人能够重新回来的原因之一。”但他相信2008年新的大部制改革会避免这一问题，“这次改革不是以精简人员为目的，而主要在于改变政府职能。”“官迷”王贤至今仍感叹被后人称为波澜壮阔的“中国行政改革年”的改革力度和决心，朱镕基还是把这只有形的政府之手砍了下来。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国家机械工业局、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9个国家局正式撤销。3年前，它们由部降为局，3年之后终归于撤销。

　　媒体评论说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2003年的一天，已经当了3年记者的薛剑被报社领导找去谈话，说大楼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决定借调你回去帮忙。

　　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迄今为止碰到的最黑色幽默的故事。当年要分流你，现在又要借调你回去工作。他答应下来了，觉得有一段时间去观察分流后的机关也是个好事情，至少能见识是否真的起到了“减员增效”的作用。到了大楼后他直奔食堂吃早餐。在食堂里他才发现自己快成机关的陌生人了，因为新面孔很多，这两年又招收了好些公务员，同时还有一大批拿着自己单位工资给部机关干活的借调人员。

　　当年要精兵简政、减员增效的调门还不曾被忘却，可眼下各级公务员招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做一名公务员。

　　当年薛剑的处室共有4人，2人留下，2人分流，留下的他的一位好友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留任的处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参加追悼会，那次他悲痛不已。

　　处长后来升任了副司长，他电话祝贺，处长说，找个时间喝酒吧。可没过去多长时间，这位副司长在山西五台山出差途中遭遇车祸故去。

　　至此。当年处室的4人，已经没有一个还留在那栋大楼里。薛剑相信新的血液也许能让那个处室更加蓬勃，因为“权力还在那里”。

　　(根据被受访人的意愿文中部分受访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