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山东济宁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近日在两会成为热点。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政协大会发言中建议，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此建议引起两会内外一片哗然，115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提案已经递交。同时，媒体清醒地认识到，山东方面此举并非空谈，不仅志在必得，而且已经箭在弦上。3月11日，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标志城肯定要建。

　　现在，社会舆论上批评意见居多，其批评的角度方方面面：或者是批评中华文化不能被如此简单粗暴地标志；或者是指出地方经济谋算不该假借国家之名；又有人倡议，如此重大项目应该放在阳光下公开辩论；更有学者指出，如果要纳入国家预算，必须要由全国人大通过，受预算约束。不论是从哪个角度，这些批评都言之成理，试图以理性的方式说服对方、赢得辩论，改变局面。

　　但是，倡导方却没有以同样的理性态度回应。当初写倡议书的69名两院院士没有一个出来发言，只有山东政府方一直立场坚挺。但是，不论是孙淑义立论，还是张振川防御，他们所采取的都不是以理服人的方式，只是一味地以大命题压迫人。可见他们既没有能力逻辑充分地证明这一工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没有能力在公开辩论的平台上回应理性一方的具体质疑。

　　认真去读倡导一方的言论，不难发现他们一直在偷换命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些都是毫无疑义、不需要讨论的命题；问题在于，要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这个目标本身不能推导出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以国家名义和国家支持去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以及落户济宁的合理性。

　　山东政府方面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反复重申，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的项目。他们以这种方式逃避辩论、炫耀背景，暗示反对派知难而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固然要尊重，但是对于批示的形式和具体内容，山东济宁政府方始终保持神秘、讳而不谈。而考虑到这个项目酝酿筹备时间很长，其规模和形态经历了演变，领导人批示可建的项目，未必是如今这个庞大、荒唐并且难以自圆其说的人造圣城。

　　据媒体披露，山东方面所倚仗的批示，是胡锦涛总书记于2004年3月对《关于在山东省济宁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建议报告》所作的批示。现今山东方面仰仗当初的领导批示，开口就要300亿，要列入国家重点项目、要纳入国家预算、要国家政策支持——这如何算得上是量力而行？又有，根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的分析，中华文化标志城如果建在九龙山，就会人为地全面地改变了“三孔”(孔府、孔庙、孔林)的环境。这样做不仅是对中华文化遗产造成破坏，也违背了中国申报世遗时的承诺、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如何算得上是着眼长远、统筹规划、精心实施？项目倡导方一边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威慑反对者，一边在事实上违背领导人的批示和嘱托——这是何等作为？

　　项目倡导方在应对辩论时无法自圆其说，无法以文明的方式说服众人，只能滥用领导批示而获得的特殊身份，滥用民族、国家这些神圣的字眼，试图以此来获得优势话语地位，成为无可辩驳的一方。这种表现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项目倡导方也就是未来的主建方，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上没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也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不论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多么美好健康，如果其规划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以文明的方式汇集意见、以民主公正的方式遴选意见，那么这个项目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

　　如果这个项目建或不建，已经是一个不需讨论的话题，那么谁来建、在哪建、如何建、建成什么规模或形式，这些都是更值得讨论的话题。只是这些话题显然不适合由济宁或山东政府来主持讨论，既然冠以中华之名，就要由一个能够被中华众人认同的机构来倡导。其实，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振兴民族精神，这确实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的心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不能允许这个命题被扭曲、被滥用、被利用。正是因为如此，与此有关的事项必须尊重广大民众的意愿，必须公开、透明地讨论，必须理性、平等地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