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旭

　　何旭看两会之六　　

　　在北京，当然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委员代表对话。但更多的时间，依然是通过更广泛的渠道了解舆情。中国政治，正在向更广泛的民生范畴开拓，很必然的，群体代言人的结构也在变化。新的经济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中，不少代言人参政议政不说，本次“两会”中，三个农民工代表就相当活跃。

　　多群体代言人的出现，让我们的民主政治非常生动，可谓搅动了一池春水。但是，依然要警惕一种倾向，那就是某些言论者过分强调群体代言之重要。比如，李银河日前放言，像同性恋群体，也要有委员代表。她面对媒体的言论是：“今年有三个农民工代表，为什么没有想到要请几个同性恋代表呢?同性恋也是社会的子群体”。矫正精英或特权政治，是必须的，但像这样过分强调群体代言，对中国民主政治来说，无异是一种投毒式的建议，要予以消除。

　　这种貌似公理的言论，哗众成分居多。哪些群体可以有利益代言人，也许认识有差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群体的存在，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被广泛认同。 传统认识上的工农兵学商，现在的农民工、新社会阶层等等，从这些群体中产生代言人，为民众所理解，一旦登台，万民喝彩。反之，如果以三教九流的眼光，过分细化群体，强调“子群体”，那么，实施起来不仅行不通，而且会让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蒙上污垢。

　　当然，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都可以代言某个特殊群体。但是，这不等于社会民众就要推举他们当委员代表。按照这位学者的逻辑，她这等于暗示民众必须以推举他们当选委员代表为适当选择，这是强奸民意，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将面临解构的危险。当选各级委员代表，不仅是阶层代言的需要，同时也等于是给社会以道德的标杆。假如像这位学者提出的那样，让一个性取向异于大众的人当上了委员代表，这难道就是民主的景象？

　　实际上，对待某个特殊阶层或者团体的关照，并非一定就要有一个相应身份的代表。比如环保人士，再比如艾滋病群体等等，社会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关爱，都已经有了代言人，呼吁社会对他们某种重视。所以，并非非要请他们中的一位或几位，做上委员或者代表。因为，他们毕竟不方便或者不应该走上前台。他们的群体利益是谈不上的，虽然，他们作为个体或许需要理解和关爱。

　　再次，惟希望类似同性恋者要当委员或者代表的言论者，请谨慎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