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杜宇、李钧德）对于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外国语中学校长毛杰来说，18岁早已经是“过去时”，而面对着学校那批高三学生，18岁于她却又是“现在进行时”。

　　虽然时态不同，但当年的毛杰同学与现在的毛杰校长，都要面临人生的重大考验：高考。

　　二十多年前，18岁的毛杰面临高考，回忆当年的场景，毛杰说：“我们那时候只有高考这一条路，统一命题，考七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辅导班，大家都是闷在教室里看书复习，家在农村的同学一般都住校，有的一年都不回去。”

　　时光荏苒，当毛杰从一名中学生变成大学生，再到普通老师再到中学领导，从1977年恢复算起已过“而立之年”的高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高考出题从统一命题到分省命题，高考科目从传统的考七科，到1991年试行“3＋1”考试、1999年试行“3＋X”科目组考试，直到2007年推出“3＋文/理科基础＋X”、“3＋3＋基础会考”、“3＋X＋1（基本能力考试）”、“3＋小综合”等各种形式。毛杰说：“高考科目的变化，使一些具有特长的学生通过选择进行分类考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学生特长和兴趣的尊重。”

　　随着高考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高考也变得越来越公开透明。1998年，高校开始扩招。毛杰当时在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当教务主任并兼任地理老师。“刚听到扩招的消息，我们都很兴奋，毕竟对于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大省来说，由于重点大学欠缺，学生高考压力很大，扩招无疑是个好消息。”

　　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高考阅卷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毛杰要用钢笔答题，而她的学生现在需要用2Ｂ铅笔涂黑答题卡，客观题由电脑阅卷。

　　毛杰在肯定这些变化的同时，却始终对高招录取名额的分配问题表示担忧。她说：“我的一个学生在郑州外国语学校也就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在河南根本考不上本科，可是这样的成绩到了天津，就能上二本。为什么会这样？根源就在于高招录取名额在区域分配上很不平衡。”

　　她举出一些数据：2007年，河南有87万多名考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河南计划招收人数分别是76人、63人；与此同时，在仅有10万多名考生的北京，计划招收人数分别是283人、329人。

　　出席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认为，招生指标的分配不均衡，直接导致了不同地区上某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难度差异。此外，各地录取分数线差别大，屡见不鲜的“高考移民”不可避免。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在18岁这一年迈过高考这道坎时多些笑声、少些泪水，毛杰以一种18岁的热情与精力努力着。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她利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媒体采访等各种场合呼吁国家出台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一份《高招录取名额的分配应考虑各省市考生基数》的建议，早已经提交大会工作人员。

　　而作为一校之长，她也在想各种办法，为自己的学生争取高考中的公平而努力。比如经过努力，郑州外国语中学已经成为教育部有关部门命名的“留学基地”，开通高中生留美“直通车”。2007年，通过郑州市教育局的一个项目，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毛杰的学校录取了5名高二学生。

　　有评论说，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抢占中国的优质人力资源，对此，毛杰无奈地说：“从宏观角度看，这可能造成一种人才的外流，但具体到一个学生来讲，却是多了一些机会啊！”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普通高校招生增量应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这句话对毛杰来说，很受鼓舞。

　　她说：“这意味着，在国家这一层面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了。也许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我建议第一步把全国重点高校的招生计划拿出一部分根据各省市考生数按比例投放，使各省市差异不要过大。以后再过度到全部名额均按各省市考生基数分配。”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这句话反复被毛杰引用，她说：“教育公平在高招中也一定要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