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　“我已经很中国了！”

　　这个来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非洲的男人，还幸福地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妻管严”。

　　与那些住在城中村的非洲人相比，如今已经租住小区公寓的年轻的欧玛是被中国人喜欢的少数。他的生活也早已超越了孤独求索的时期，一切尽在掌握。

　　尽管生意繁忙，欧玛每周都会提前来到石室教堂。每周日下午3点30分至4点50分是英文弥撒时间，海珠广场附近，可容纳两千多人的一德路石室教堂，仍然装不下虔诚的教徒，一些迟到的非洲人，安静地跪在走道上。唱诗班轻柔的合唱，和着浓烈的香水味，在信徒的头顶上空徜徉。

　　宗教与贸易，是非洲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是他们信奉的两大宗教。每周五是穆斯林最郑重的礼拜，非洲穆斯林也停止了工作，聚集到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圃公园清真寺，仔细地清洗头、手和脚，跪朝清真寺方向，向真主安拉祈祷。

　　做完祷告，欧玛又移步到旁边的慕道堂，参加非洲天主教徒特有的仪式。几百名非洲人随着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宗教音乐，边跳边拍出统一的节奏。舞毕，一人站出来，引导大家向上张开双手，闭着眼睛，嘴里喃喃的，渐渐的，语速越来越快，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狂热的神情。

　　身着紫红衬衣、黑西服的欧玛认真地履行完仪式，走出慕道堂，迅速恢复了平日彬彬有礼的状态。他拿出手机，用流利的中文告诉妻子，晚上兄弟聚餐，不回家吃饭了。

　　在来广州的非洲人当中，欧玛是为数不多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大学中选修过中文的人。三年前从家乡尼日利亚来到中国，本以为凭借语言优势，能够很快适应全新的生活，可没想到了北京，不行；转到上海，不行；继赴浙江，还是不行。当时，欧玛一位在美国做生意的同乡劝他去美国，那儿生活着各种肤色的人，没人会被人一眼认出是个外国人。

　　最终，他还是到了广州，在“巧克力城”扎根下来。广州是在华非洲商人最密集的城市。周边的增城、新塘、花都、中山等地区及城市，聚集了上千家外贸工厂，每日受理着来自“巧克力城”数以万计的非洲订单。

　　对于欧玛而言，兄弟和工厂同样重要。“到了广州，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其他地方留不下来，”他说，“在‘巧克力城’，起码没有人过来教训你，‘嘿，这儿可是中国！’”

　　这正是广州的吸引力。在广州的永平街，甚至隐匿着许多非法入境与逾期滞留的黑人，他们合住在每月一两百元的房子里，昼伏夜出，或卖苦力扛货包，或从事贩毒等非法活动。白云区警方透露，2007年11月开始，他们在陈田村查出一批非法滞留黑人，运往云南，再遣送出境。那是一座难以监管的“王国”。

　　欧玛的生活顺风顺水。来广州一年后，他在迦南中非贸易城开了一家服装店。很快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欧老板不但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做人、做生意也很踏实。欧玛的商店几乎每天都是整座商城最晚关门的，包括平安夜。晚上7点店铺打烊后，他匆匆回家，和妻子共度节日。他的家乡尼日利亚，每到平安夜，只有圣诞树上的霓虹灯在工作。而中国的平安夜，人们和闪耀的圣诞树一样繁忙。

　　高挑的妻子来自山东，一年多前因生意结识了欧玛，2007年婚后，欧玛的父母专程来到中国，对儿子的婚姻与黄皮肤的儿媳赞不绝口，甚至还同意了儿媳暂时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在迦南大厦，有四五个开店的非洲老板，凭他们的才干、诚恳，当然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获得了中国女子的爱情，有的还生了孩子，黄色的皮肤，卷曲的头发，像极了芭比娃娃。按照迦南贸易城经理江钢龙的理解，在中国扎根、开店的非洲人，一般要奋斗四年左右。他们成功的首要原因，是“讲诚信，按中国的规矩办事”。

　　婚姻给欧玛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习惯了过圣诞节的新方式，他渐渐走出“巧克力城”，被妻子的家人和朋友所接受和欢迎。迦南的摊主们在抱怨黑人素质低时，总会补充一句，“可瞧人家欧玛，一点都不非洲！”

　　“我已经很中国了！”欧玛边说边呵呵直笑。如今，这个来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非洲的男人，幸福地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妻管严”。朋友常拿他开玩笑，欧玛每赚到一分钱，第一件事就是上交老婆。他听了也不以为意，只嘿嘿地乐。

　　未来　“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Cisse向来访的记者举起他未满一岁的黑色宝宝，兴奋地说，“瞧，她可是中国女孩！”

　　在美联社前驻非记者Arnold看来，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磕磕碰碰，是中非交往初期必然的磨合过程。中国对黑人并不存在种族意义上的歧视，“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和黑人打交道的时间太短，短得彼此还来不及了解。所谓的歧视，不过是类似于城里人对没钱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的嫌弃罢了。”

　　Arnold觉得，非洲人寻“中国梦”与中国人寻“美国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大多并不迫切地希望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成为中国公民。中国移民政策的苛刻、文化的天壤之别与宗教的普遍缺失，对许多非洲人并无吸引力。就像他们喜欢喝牛奶，但显然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奶牛场里，而是把牛奶挤光，然后带回家。

　　天秀大厦B座E层09号店铺的老板Cisse，他的“中国梦”是为他的CBB(China-bornbaby，出生在中国的孩子)规划的，他向来访的记者举起他未满一岁的黑色宝宝，兴奋地说，“瞧，她可是中国女孩！”

　　至于Cisse和他的黑人妻子,二人并不打算获得中国绿卡。Cisse还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尼日利亚生活。Cisse是名穆斯林，三年前，携着他的其中一位妻子从马里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妇幼医院生下了这个宝贝女儿。

　　两个月前，他们请了一个中国保姆，教宝宝说中文、学习中国礼节。“以后我们的宝宝要在中国上幼儿园、中学，一直到大学！”他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分量越来越重要，中国人的头脑非常厉害，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Cisse打算等中国的事业安顿下来后，在广州和尼日利亚各住三个月。平日，他会隔两天给家乡的妻子打电话，当着眼前的妻子的面，倾诉她的思念与愧疚。

　　这个温和的穆斯林看到记者的惊愕，主动解释，“古兰经说，你可以娶你们爱悦的女人，两妻、三妻、四妻，但如果你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能各娶一妻。”他微笑着说。“我认为我是个好丈夫。”

　　对于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Cisse从男女比例和国家人口的角度表示理解，“这样的政策有利于中国，就是好政策。”

　　Cisse的家族兄弟对兄长的善解人意不以为然。提起中国，他和许多初到中国的非洲人一样充满怨气——中国人拿非洲签证，比非洲人拿中国签证容易得多，不公平；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太可怕……

　　每当彼时，Cisse总是笑而不答，等他唠叨完了，才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2月22日，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古尔邦节过后，紧接着是圣诞节。每年此时，Cisse的商店及整个中非贸易城进入了淡季，“巧克力城”几乎成了座空城。

　　而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候机厅，工作人员进入高度紧张状态。上万名非洲乘客身后，都跟着一长串小山一般，超大超重的行李。

　　来自利比里亚的“候鸟”Cote几乎被他的行李所淹没。换取登机牌时，Cote被告知需要到“超重行李托运处”办理托运，他开始讨好般地称呼工作人员为“sister”(姐姐)，并请求“sister”放他一马。要求自然遭到拒绝，Cote焦躁地把行李重新放回推车，边走边说，“中国，麻烦！真麻烦！”

　　最终，他还是交了超重费用，过安检口时，Cote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回过身来向记者挥挥手，“明年3月份，我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