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省市有关部门对皂河龙王庙行宫进行了解放后首次大抢修。这个新闻在报端公布不久，当时的宿迂县文化部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闸北区的信。写信人自称解放前在龙王庙行宫里做和尚，解放后还俗，到上海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写信之时，已退休在家。

这名退休工人在信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宿迂第二次解放的前夕(即1948年6月)，当时做小和尚的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内方丈珍藏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的御笔真迹、几大包圣旨，和一些当时认为价值较高的字画、账本等物品全装入箱中，埋入地下。信中指证，埋藏的地点是在后大殿内楼梯拐弯处的正下方，靠墙边向里第九块罗底砖下，中心深度五尺到六尺左右。

阅信后，县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个无稽之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头脑中“左”的东西仍占据相当位置，另一方面，文物意识淡漠，认为此事即使是真的也不过是一些“封建糟粕”而已。但当时有一位负责新闻科的同志却留了心，他会同了当时负责文博工作的图书馆长，一同来到实地考察。令他们失望的是，后大殿早已面目全非了。原大殿是重楼结构，但二楼被解放初期粮食部门拆掉，已不存在楼梯，所以楼梯拐弯处就无从找起。另外，地面上早已打上了厚厚的水泥层，第九块罗底砖就更无法确认。最重要的是：当时殿内满满地贮存了几百吨粮食，想见到地面都不可能，更别提挖五尺六尺了。所以，他们二人只好作罢。

直到1999年，省市文保部门决定对龙王庙行宫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复，而重修后大殿也在修复计划之内。恰巧，当年在宣传部工作的那位同志已是宿迂县主要领导之一，同时负责此项工作。他回想起当年的那封信，便明确指示，在这次修复过程中，一定要多方配合，注意寻找当年可能匿存的文物。

2000年夏，皂河龙王庙行宫后大殿重修工程动工，地基挖掘工作刚刚到一半的时候，工地上便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施工人员在东墙根处挖出一块残破石碑。文博人员在清理现场后，没发现其他物品，便指挥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石碑抬出。

经初步研究，这是块记载着龙王庙行宫当时庙产土地情况的纪事碑。这块石碑的发现对于研究龙王庙行宫的源起、经济供给。发展状况，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然而，接下来的施工过程，却给热切期待的人们泼了盆冷水。在历时两个月、深挖了近三米的地基清理过程中，文博人员及施工人员过滤普查了所有取出的土层，除了发现大量的瓦砾、瓷片、木炭、石灰等文化层之外，可谓一无所获，令人大失所望。

事后，建筑技术人员和县博物馆同志就此事做了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发现上海来信中所说的“御书圣旨”之类的宝藏，也不能就认定当年的上海来信是凭空捏造。根据古建工程人员分析，尽管后大殿地基挖得很宽，涉及面很广，但毕竟殿中央地面仍没动土，说不定该宝藏正是埋在殿中央了。因为不是正式挖掘文物，所以不便专门深挖。根据博物馆人员的比较和分析，发现挖出的文化层中有大量的和此殿原地面建筑相一致的砖瓦石灰等建材碎片，这说明在1957年左右，粮食部门拆掉大殿上层时，已经挖掘过殿内地下部分了。也许，那批宝藏在当时已遭厄运了。

1998年底，与皂河镇仅一河之隔的王官集镇某村的一位田姓老人，在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他当年曾是龙王庙里的守门僧人。在1948年6月，他奉命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将庙里的银元、银器和一部分金器收拾好，装入木箱中，埋在禅门前的大戏楼东侧。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刚刚组建的宿迂县博物馆。馆里的同志非常重视，在征得有关领导的同意后，按照田姓老人所讲述的，找到了大戏楼的墙基遗址，在向东若干米，向北若干米的位置开始挖掘，挖了不长时间，就发现了松软的土层，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用来作标记的石灰粉，但接着往下挖，便空空如也。富有经验的古建筑队技术人员，经认真检查后判断：这里已经被人盗挖过了，而且盗挖的时间起码在四十年以上。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当初参予埋藏的僧人，后来偷偷地盗走了这批宝藏。

结合一部分历史事实，文博人员分析：在1948年6月，龙王庙的僧人出于对我党政策的不理解，曾窖藏金银细软和一些有价值的古玩字画等物品。在这样一个拥有上千顷良田、几十处房舍的皇家庙宇中，众多的珍藏财物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单独行动，埋于某一处，而是一次多个小组分头行动窖藏的，所以导致窖藏地点线索多样，且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