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速建说，政府的政策关键在于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好导向和杠杆作用。因此，无论新增项目投资、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还是科技项目投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企业的各项奖励等，都要突出“集群创新能力”这一核心价值导向。政策不应简单地向“大项目”“大企业”倾斜，而是应该向“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倾斜。政策激励的重点应该是“创新的产出”，即在“品牌、专利、技术标准、技术先进性”等方面的产出。

　　另外， 领军企业缺乏或是没有形成领军企业梯队，是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突出瓶颈，并直接导致了集群“竞争水平低”“对市场和技术机会识别能力差”“对外利用合作创新资源意识弱”等问题的出现。黄速建表示，应把领军企业培育作为制定产业集群政策的突破口。首先，领军企业是产业集群内产业链各环节分工的“组织者”，领军企业的培育将直接提升产业集群内部的组织程度。其次，领军企业是连接产业集群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桥梁”，通常是领军企业最先识别、消化、吸收、应用和扩散新技术。 

　　产品竞争力通常也是产业集群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产品竞争力不仅来源于终端企业的设计和装配能力，更是来源于相关的原材料企业、零部件企业、生产设备企业。这些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配套体系。中国产业集群形成了一定产业配套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是“雄厚的低水平产业配套能力”，具体问题有3类：一是许多传统产业集群配套的“低、小、散、污”问题，涉及鞋业、阀门行业等；二是先进制造类产业集群配套的“核心零部件”外购问题，我国的产业集群更多是从事非核心、低附加值零部件的生产加工，以及装配工作，如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和轨道交通等；三是新兴产业集群的“原材料”“核心零部件”“核心生产设备”的国外依赖问题，涉及新材料、半导体照明和集成电路等。黄速建表示，需要分类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终端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创新发展，真正释放“集群互动优势”，形成“集群创新体系的力量”。

　　（福州日报记者 祝健/文 廖云岚/摄 实习生 王东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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