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卖大米而是卖理念

　　何慧丽直言，自己无意亦无力树立一个“教授卖米模式”，但新农村建设中，行动的责任比旁观的评说更重要，不行动就永远没有借鉴意义可言。

 

　　“不是卖大米而是卖理念”

　　反市场与不可推广的帽子让何慧丽感受到了莫大的精神压力。“不是因为被他们说中了，而是我何慧丽从来没指望自己能创出什么模式。做一点是一点，我没有想那么多。”何慧丽把“高帽”撂到了地上。

　　在何慧丽眼中，南马庄的合作社是一个事业，卖大米只是这个事业中的一环，“一个事业做成，起码需要3到5年，现在在很多人眼里，它必须成功，它必须有意义”。对于反市场的论调，何慧丽说市场不是万能的，农民在市场中没有定价权，容易受盘剥，“农民直接出卖可以获得更多利润，为什么不允许这样一种形式(购米包地)存在？”

　　事实上，何慧丽帮农民卖过的不止是大米，从2003年开始在兰考挂职任副县长起，她就开始帮助农民推销产品。“我卖过农村老太太做的鞋垫、钥匙扣、十二生肖工艺品，每次一回北京就向同事和学生推销。”而在早年，何慧丽甚至有一个规矩，接受采访的前提是记者必须资助一位兰考贫困学生。在三农问题上，何慧丽师承温铁军，属于“实践派”，注重理论从实践中得来，注重乡村试验，注重行动，“事情就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

　　之前，曾有媒体把这位河南灵宝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称作农民代言人，但在何慧丽看来，代言是不够的，还要代卖。“我希望你们媒体能够强调行动的责任，不是追求什么模式，讨论市场，而是帮助农民，做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何并不否认现在卖米成功的偶然性，但依她的逻辑，走到今天也是必然，“当初没有在郑州的不成功，就没有在洛阳的受骗，没有在洛阳的受骗，就没有在北京的卖米。事情一环套着一环”。

　　正因为此，何慧丽对媒体和公众对大米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很不解，“我们在南马庄搞农村合作社试验，改变最大的是农民的精神面貌，经济方面的改变恰恰是目前最小的，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追求一个意义？”

　　何慧丽现在的身份是开封市禹王台区挂职副区长，春节过后，她几乎一直待在北京。一方面忙教学，一方面忙卖大米的事。她说自己不是在卖大米，而是卖理念。从农村回到城市，何慧丽“卖理念”的行为一直没有停止。“在卖大米这件事上，我看到的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它不应该只是农民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比如，超市这种主流的城市商业渠道，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农民？一个有能力的消费者，又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农民？”

　　“你说农民笨，素质低，光是说，你要帮助他们，就不如买一双鞋垫。”何慧丽说这话的语气，一如她在推销大米的时候。

　　建设新农村要同城里人说事

　　“新农村建设，不应该只是农民的事。城里人必须参与。”何慧丽说。

　　在何慧丽眼里，城里人和农民是被截然分开的两个群体，但前者欠了后者很多，至少在帮助的道义上。在城市里发起消费合作社，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对接的一个基本规定是，消费者对农产品不压价。“我相信消费者是分三六九等的，有人能够跳出小我，愿意让自己的消费更有责任心一点，帮助农民。”

　　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依旧有些偏离市场而依赖道德的味道，但何慧丽对这个举措所带来的意义深信不疑。“农民自助，城乡互助，这样一种关系的结果，肯定不是农村人拼命往城里挤，城里人则拼命地对农村人压价。”

　　因此，何慧丽搞罢农村合作社，在城市里就忙不迭地和温铁军等三农专家们搞起来消费合作社。从卖米的细节，到城乡关系和谐，何慧丽对人介绍时，总是循着这条路线。有记者采访，何慧丽很少拒绝，无论对方有多么尖锐的质疑，她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她对每一个接近的人都推行着她的新农村建设理念。

　　从推行新农村合作社试验，到发起城市消费合作社，何慧丽的阵地从农村暂时转移到了城里，但一如既往地，何的背后站着一大群城里的知识分子。用何的话说，他们是一群热衷于“掺和”的知识分子，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这些“掺和”。

　　4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季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国外理论科学副主编祝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黄平等人，带头在购米包地的合同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