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去了一切以后，他家被迫种地谋生。曹德旺说，他9岁上学，但14岁就不得不辍学，因为家里供不起了。结果，他成了放牛娃。在香港舒适的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里接受采访时，曹德旺说：“那时候种田非常辛苦，跟你们(现在)种田是两种概念。连饭都没有吃饱。(我当时的梦想是) 离开那个地方，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

　　他开始自学，借助一本字典学习阅读中文必须认识的数千个汉字。他还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生意，通过买卖烟草脱离贫困。

　　曹德旺说，“反正一天可以赚2到3块钱。”他补充称，他必须想方设法地躲避警察，因为私人经营在当时是被禁止的。“被抓到了好几次。但是没有事情做，我爸又不能种田，只能这样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曹德旺开始卖水果，而当时被划为“走资派”的人会遭到杀害。

　　曹德旺说：“(文革期间做生意)没有 (遇到麻烦)。那更好做了，没有政府啊，那个日子倒是好过。有规定、限制，但是没有人管，没有政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在一家生产水表玻璃的工厂找到了工作。之后在1983年，他时来运转——当地政府同意将这间工厂出售给他，因为工厂当时在亏损。他用卖烟草、水果和其他商品攒下的积蓄买下了这家工厂，并成功地在一年之内扭亏为盈，实现了20万元人民币利润。

　　曹德旺说：“根本一个人都不敢(承包这工厂)，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他补充称，自己的发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20世纪80年代，新的改革措施密集出台。“大家都不相信它改革是真的，我给它承包呢，还好碰到之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改革，如果不是碰到这个时代的话，那会在监狱里面过完年。”

　　此后他继续生产水表玻璃。但在1985年，他改变了经营方向，因为他了解到，日本企业正在中国生产汽车玻璃。日本人生产的玻璃一块要卖数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他看来简直“无耻”。他成功地以每块50元人民币的价格生产出了玻璃板，并按照每块1500元人民币的价格销售，赚取了远超之前业务的利润率。

　　1993年，他带领福耀玻璃在上海证交所发行上市，福耀玻璃的总部设在福建省。该股的初始交易价格约为每股1.3元人民币，全球经融危机前最高曾冲至19.19元人民币，如今每股约8元人民币。去年该公司实现收入114亿美元，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为34亿美元。

　　在福耀玻璃上市几年后，曹德旺成功地说服本田(Honda)和大众汽车(Volkswagen)成为自己的客户，中国政府有关在华生产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率必须达到40%的规定，也帮了他一把。

　　中国企业在产品质量方面并没有稳定声誉，但曹德旺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从发展初期就开始着手应对这一挑战。他说：“给本田、大众做玻璃，你质量不如它，你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我的玻璃，在全球产量是第一大的。”

　　曹德旺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喜欢努力工作，这是他穷困时形成的习惯。他说，自己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

　　但曹德旺表示，自己仍有一个目标未实现。目前福耀玻璃在世界各地聘用了超过1万名员工，但他希望能够腾出手来拓展美国市场，并将从在代顿创造800个就业岗位开始做起。

　　他说：“我还要为美国人建一个福耀，也做汽车玻璃，因为它这个行业在美国衰败下来了。”

　　在将首席执行官职位交给儿子之后，曹德旺现在能够享受一点休闲时光，他很喜欢阅读。他随身带着几本中文商业杂志，但表示自己喜欢读的是《金刚经》(Diamond Sutra)。他还会打打高尔夫球。在被问及是否把自己的竞争精神延续到了高尔夫球场上时，他微笑道：“打多少杆倒没有数，但是我都是打第一名，因为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和自己比赛。”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