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碑文再现唐时福州盛景

　　翻阅《全唐诗》，你会发现，福州“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在不少诗人的诗作中都留下了印记。

　　晚唐诗人薛能在《送福建李大夫》中写道：“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卢美松说，根据考证，薛能所送的“李大夫”是李晦，李晦此行是到福州担任刺史及福建都团练观察使。

　　薛能的诗句再现了当时福州的繁盛景象——只要海船一到，城内随即增添了许多外国人。福州的海外贸易发达、经济富庶，这让在徐州任职的薛能不得不自嘲徐州是“小藩”，虽离京城近，但在经济上远不如福州沿海富裕。

　　晚唐诗人马戴在《送李侍御福建从事》中，也留下了福州“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的诗句。说的是，当时的福州水运发达，接待宾客的府第就设在江海岸边，海外来访的“蛮僧”乘船靠岸，登上石梯，就能径直走进庙堂。

　　卢美松表示，从这些珍贵的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从唐代中期以前，一直到唐后期，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都相当发达，海外商人不仅经常往来福州，有的还在福州定居，成家立业。

　　现存于福建博物院内的《球场山亭记》碑刻就留下了相关记载。这是晚唐裴次元刺史，于元和八年(813年)所作的碑文。“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的是寄居福州城内的海外“夷人”一天天增加，以至于福州的市井风俗时常不能保持常态;“廛闬阗阗，货贸实繁”，则讲述福州街头来自各地的货物十分丰富、贸易十分繁荣。卢美松说：“《球场山亭记》碑文描述了晚唐福州的市井状况以及海外夷人寄居的情况，是福州作为对外交通贸易重要港口最直接、有力的文物证明。”

　　“绍越开疆”文化兴旺开风气之先

　　走进鼓楼区庆城路的闽王祠，在第一进与第二进之间的隔墙上，“绍越开疆”的石刻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人们对闽王王审知开发福建伟大功绩的由衷赞颂。

　　唐五代时，王审知开辟甘棠港，大力发展海外交通与贸易。卢美松认为，王审知此举，不仅奠定了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地位，对福州乃至福建的经济开发、海外贸易、文化发展、教育进步，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古代看一个地方的文化是否发达，主要看科举成绩。”卢美松说，据统计，唐朝的近300年间，福建共有进士五六十人;而宋朝的320年间，福建所出进士高达五六千人，占当时全国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强。以文化教育发展为例，可以说，到宋代，福建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在文化兴盛的同时，从宋代起，福州港的远海贸易就逐渐“让位”于泉州。究其原因，卢美松认为，与泉州的地理位置和造船传统有一定关联，但人的因素也至关重要。

　　他说，当唐代福州海外贸易兴盛时，泉州还谈不上是重要的港口，直到王审知将侄子王延彬派去治理泉州，泉州的海上贸易才兴旺起来。福建沿海土地贫瘠，泉州更是如此。据记载，当时泉州的土壤种不了水稻，只适合种地瓜、西瓜、花生等，人们不得不靠海为生。发现海外贸易赚钱容易，许多人都选择了经商。而王延彬治理泉州时，也主动请来“蛮夷商贾”，带动了当地经济繁荣，被泉州人尊称为“招宝侍郎”。

　　宋时的福州，已与泉州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

　　卢美松介绍，作为八闽首府，福州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文风鼎盛，很多人走上了仕途，福州城内曾有“十万人家半封侯”的盛景，出现了许多世家大族。虽然这时的福清、平潭等港口仍在开展海外贸易，但规模比不上泉州。在闽江沿岸，水上疍民也只进行一些近海或沿江贸易。

　　“海外贸易对福州文化的影响，持续到了近代。”卢美松认为，福州被选为五口通商口岸，一是因为外国人看上了福州便捷的水道，方便运输出口茶叶;二是福州人文化素养高，外国人更愿意在福州设立使领馆。

　　此后，外国的生活习惯、自然科学、建筑风格等传入福州。福州打开了中国西学东渐的大门，涌现出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才。

　　(福州日报记者　杨莹　卓文俊/文　俞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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