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天内，死神6次出现

　　竖立警示牌、修建墙型护栏、拆除水泥台阶，成了艰难的工程。“危险始终存在，还会出事的！”詹红光警告说。

　　果然，隐藏在公园中的死神再次出手了——

　　2006年7月27日，15岁的中学生罗小鹏吃完午饭，来到大河北端的公园。打闹中，他的凉鞋沾上了泥，这个一向整洁的孩子翻过护栏，沿着台阶下去洗脚……等到朋友们发现时，男孩已沉入了水底。

　　罗小鹏溺水3天后，同一个水泥台阶葬送了29岁的李世锋。死者之父65岁，典型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8月17日，谢童落水地点附近，18岁的熊晶死去。她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从厦门到三明拜访朋友。熊晶的母亲无法承受打击，服药自尽。

　　8月25日，老人钟固（化名）在公园健身后，从水泥台阶上滑入水中溺亡。此前儿孙们刚刚为他操办了七十大寿。

　　两个月时间内，连续溺亡6人的结果，终于换来了“水深危险”的警示牌。园林管理处主任黄清平承认，统计发现河堤上共有水泥台阶22处，现已被拆除；此外，某些破损的护栏也进行了修补。

　　但这不能让詹红光满意。警示牌和护栏的修补集中在谢童等人落水点附近，而沙溪河在三明市中心蜿蜒数公里，无警示、无防护地段仍不难寻找。

　　诉讼，希望何在？

　　通过电视台的记者，死者罗小鹏的父亲罗国春找到了詹红光。两段悲剧拼接到了一起，“这里太多的相似，”詹红光说，“我们决定打官司，谁失职，谁犯错，都必须受到惩罚！”

　　但他们马上受到了质疑——到派出所开具死亡证明时，警察奇怪地问詹红光，“这一片淹死了那么多人，就你打官司，能赢吗？”

　　2006年9月28日，詹红光把三明市水利局、园林管理处告上法庭。审理前，法官照例询问双方是否需要调解。“不调解！”水利局的一名官员示威般地大喊，“淹死那么多人，给你开了调解这个头还得了？”这句话留在了詹红光保存的法庭录音里，更刺痛了母亲的伤口。

　　法庭辩论中，詹红光处于劣势——她聘请的律师对水利专业并不在行。詹红光急得大哭，从怀中掏出女儿的3颗乳牙，对着被告席哭喊：“你们看看我女儿，摸着良心说话，你们真的没有责任吗？”

　　这位母亲抛开了律师，自己开始了声泪俱下的阐述。她认为，大堤护栏的建造不合规定。按照建设部颁布的《公园设计规范》，护栏设施应“高于1．05米”。而江滨公园护栏仅高90厘米，下方还有60厘米的空隙。

　　同样根据这个规定，无护栏水体水深不得超过0．5米。而江滨公园总长数百米的亲水平台外，水深近5米。

　　另据国家《防汛条例》，汛期防洪工程上应组织人手巡查。而沙溪河大堤上，看不到巡查救护的影子。

　　这个防洪大堤是1993年修建的。而在1999年，沙溪河下游的斑竹水电站开始蓄水。蓄水后，河水深度由不足1米涨到了平均近4米。

　　而在沙溪河南岸，正是三明最繁华的地带。这里集中了4所小学、4所中学，居民区与商业区大都分布于此。

　　一位65岁的老人记得，在1964年和1994年，三明分别发过两次洪水，那时候防洪堤和水电站还没建成。“只是淹了沿河的一条街道，没有死人”，他说，“而电站修好蓄水后，淹死人的事情经常听说。”

　　“相当于在三明人身边放了一个水库，”詹红光说，“这带来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没有评估？相应的配套防护措施，为什么没有任何部门执行？最为关键的，管理部门难道没有监控到一直有人溺水的情况？”

　　罗国春的起诉在11月27日开庭。原告律师正在陈述意见，主审法官却突然离席。半个小时后，法官匆匆赶回落座：“领导来视察，刚才必须去一下。讲到哪里了？继续吧。”

　　“个人的力量太弱小了，”詹红光告诉罗国春，“某些部门麻木不仁，两三个孩子的事情根本触动不了他们。”

　　詹红光和罗国春决定，寻找更多的溺水者。

　　“勇者绝不哭泣”

　　没有人想到，他们能如此迅速地找到其他溺水者。罗国春在火葬场寻机查阅了这一季度的火化登记单，从中找出溺水身亡者，再电话或者直接上门求证，很快查找出了同样溺亡于8月份的李世锋、熊晶和钟固。

　　更多的溺水者在不经意间被查找到。谢童以前的班主任老师来看望詹红光，说起自己以前还有两个学生也淹死在江滨公园。詹红光由此查找到杨梦伟和杨琦。这一对8岁的堂兄弟，死于2004年7月5日。

　　买菜时，相熟的小贩告诉了罗国春一个名字：罗志堃。罗国春证实：2005年4月30日，这个14岁的男孩从河堤踏板上滑下溺水身亡。

　　通过小区旁边的水果店老板，詹红光查出了2004年10月2日溺水的涂文耀。这个8岁的男孩儿失踪的地点，就在谢童落水处旁不到100米。

　　茶叶店老板又帮助查找到了6岁男孩儿郑龙。2005年5月21日，他同样落水于南端江滨公园。时值电站开闸放水，郑龙被一直冲往下游，至今没有找到尸体。

　　……

　　但更多的线索却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罗国春第二次前往火葬场，却被告知领导已经打了招呼，不再允许查阅火化登记单；詹红光到市120急救中心，希望查阅急救记录，也不获允许；还有很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的名字，需要进一步查证。

　　三明并不是一个大城市，常住人口不足30万。线索似乎能来自于任何一个小区一条小巷，任何一个相熟或不相识的人。“只是查证很难，”罗国春说，“本地风俗认为家里死了小孩是很丢脸的事情，经常到了家门口查不下去了。”但一两个月时间就证实了20名溺水者，詹红光和罗国春觉得出乎意料。

　　搜寻的工作总是揭开旧的疮疤，詹红光往往处于崩溃的边缘。11月，詹红光接到通知，她通过了进修考试，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拿到通知书后，她忍不住又到女儿落水处痛哭一场，“妈妈通过考试了，你看不到了！”

　　在最近的一篇日记里，詹红光写道：勇者绝不哭泣。她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她已经来不及流泪。

　　“找到那么多，那么快，但是心里越来越难受。”这位坚强的母亲说，“这么多条人命，之前任何一起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我的女儿就不会死，后面那么多人也不会死！”

　　2006年12月1日，就在打印名单的时候，路过文印店的吴凌志注意到了名单。他的儿子——9岁的吴文，于1999年6月11日溺死在沙溪河南端江滨公园。

　　“找到多少个了？”吴凌志问。

　　“你的儿子是第21个。”詹红光回答。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