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6年间，厦门国泰妇产医院把可能导致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事，几乎一件不落的全做了。饶是如此，却仍然畸形地生存至今。

研究者认为，这背后所暴露的，是目前医政监督“执法软弱”的通病.

看上去，国泰妇产医院（以下简称国泰医院）似乎是无法打倒的。

2011年7月4日，多次传出丑闻的国泰医院，被厦门市卫生局正式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三个月之后，厦门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结果出来，决定保留国泰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国泰医院起死回生。

对于履行厦门医疗机构监管职能的厦门市卫生监督所（以下简称“卫监所”）而言，猫鼠游戏已经玩了6年多。他们明白对手的全部违法行为——超登记范围执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非法收费等。可能导致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事，国泰医院差不多是一件不落的全做了。但却在实施了一次次行政管理行为后，卫监所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

由于国泰医院案执法中遇阻，卫监所曾多次打110报警，中间为国泰负责人张超英。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有本事把我头拿去砍”

卫监人员曾多次被迫打110报警。

2011年5月23日下午三点钟，卫监所甚至抓到了国泰医院违法行医的“现行”。突击检查时，卫监所监督员郑幼卿在国泰妇产医院隔离产室的一个垃圾筒里，发现了三具引产不久的胎儿尸体。从尸体大小判断，胎儿应在5个月到7个月之间，出生时很可能已存活。

行动之前，厦门市卫生局已经掌握了国泰医院大规模实施非法引产手术的细节。死婴多储存在医院冰箱中，积攒多个之后，集中送殡仪馆秘密火化。在去年的一次行动中，负责监管医院的卫监所曾在该院查获一个“黑名单”，上面记录有189例可疑的非法引产手术。

根据计生技术常规，除获得相关部门的特别许可（通常是因为发现胎儿有先天疾病、畸形等原因），中国允许引产的胎儿需在27周以内。

在现场对胎儿尸体拍照录像之后，卫监所执法人员一度信心满满，以为“这下可跑不了了”。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过于乐观。

事实上，跟以往检查情况一样，执法人员赶到之前，产妇已经被医院成功转移，引产过程没有任何记录。

国泰医院的医务人员则纷纷表示，该院从来不做引产。

“那么他（指胎儿）是从哪里来的？”执法人员问。

“是你们带过来的！”接受调查的国泰医院护士长说。

一名配合此次执法的计生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好，好，是我们从菜市场买来的。

半年后，这位工作人员跟郑幼卿提及此事，仍然耿耿于怀。揶揄说：“国泰医院还不是你们卫生局养出来的？”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厦门市卫监所在国泰医院面前第一次碰壁。在去年10月15日厦门市卫生局组织的首次联合行动中，国泰医院就曾出现过一名“导医”冒充病人接受调查的奇景。此外，去年12月13日，国泰医院“院长”张超英陪同一位病人到卫监所，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将被卫监所扣留的病历强行要走。后来郑幼卿才知道，那个“病人”其实是国泰医院的员工。

至于执法过程遇到的“软抵抗”，如拒绝提供病历；拒绝让当事医生接受调查；拒签“卫生监督意见书”，更是家常便饭。为此卫监人员曾多次被迫打110报警，让出警警察大为诧异。

5月28日，“死胎事件”发生5天之后，国泰医院再度出事：一名新生儿死在该院。后经调查，为产妇助产的并非妇产科医生，而是国泰医院B超室的一个助理医师，该医生在事发后即逃跑。

而在此两天之前，厦门市卫生局刚刚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吊销国泰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5月30日，厦门市卫监所再度到国泰执法，并现场发出监督意见书。国泰“院长”张超英再度拒绝签收。

“士可杀不可辱，”张超英说，“有本事把我头拿去砍了。”

厦门卫监所监督员、国泰案主办人郑幼卿。 （黄婷婷/图）

诞生于同一年的“冤家对头”

“医疗欺诈”在法律上却一直是空白。

国泰医院开办于2004年。这一年，恰逢厦门卫生局机构改革，监督医疗机构的职能，从卫生局机关剥离，交给了新成立的卫生监督所。原本是一名妇产科医生的郑幼卿，考入监督所，成为一名卫生监督员。

国泰医院最初引起卫监所的关注，是因为源源不断的病人投诉。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大同小异：在国泰医院被诊断出严重的妇科病，但花不少钱经过一番治疗之后，却发现自己原本没有病。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至2011年，厦门市卫生局共收到反映国泰医院欺诈的投诉件共有67宗。厦门卫监所首次向国泰医院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较早可追溯到2005年3月。

不过，迄今为止，国泰医院没有一次因“医疗欺诈”而受罚的记录。事实上，尽管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但“医疗欺诈”在法律上却一直是空白。在全国卫生监督部门的执法话语中，也从未出现过“医疗欺诈”这个词。

2007年初，上海协和医院因给无病姐妹做假手术被媒体曝光。上海协和医院后来被吊销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是它在刑法之外所能接受的最高惩罚。郑幼卿从报纸看看到此事后，遂意识到医疗欺诈已成普遍现象，因此通过其所在的农工民主党向全国人大递交提案，建议刑法中增设“医疗诈骗罪”，但未获回音。

在郑幼卿看来，由于打击不力，医疗欺诈近年来已经蔓延。2010年，郑幼卿曾协助下属某区卫监所查处过一起手术造假案：一位患者在厦门某民营医院做了一个“PPH”的手术，该手术需要使用一种单价2000余元的钛钉，共花费8000余元。然而后经X光拍光证实，患者身上根本未装钛钉。此案经过专家鉴定最终坐实医院欺诈，按照刑法规定，诈骗4000元即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这起明白无误的诈骗案，最后被相关领导定性为“管理不善”，最终未能移交公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