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旭东

　　“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例，频频发生，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考，关注中年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委主委姚凯伦９日对记者说。

　　姚凯伦委员的呼吁是有着科学依据的。我国２００６年人才蓝皮书已指出，七成知识分子处于“过劳死”的边缘。据估算，每年因过劳死去世的人多达６０万。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但“过劳死”在我国不算工伤。如果只有医疗上的预防与干预，缺少法律的干预，医疗的预防与干预成果只会给拼命工作奠定身体基础，最多只能起到延缓“过劳死”时间的作用。

　　在日本，过劳死已列入工伤范畴。１９９４年，日本对过劳死开始了法律干预，死者家属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２００１年底，劳动省经过慎重研究，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６个月，考察在最后的２~６个月里，每月加班是否超过８０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日本通过立法来干预过劳死从起步到不断完善，我国啥时候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