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城委员的“感慨”发出了一个现实的隐喻：他的遭遇，与泛滥于业内的收红包、拿回扣等现象一样，昭示着医疗行业医德的群体性沦落。如果把医疗机构比喻为一个完整的鸡蛋，医德的沦落就给这个鸡蛋开了一个被苍蝇叮咬的口子，从而开始“腐烂”———医疗责任心的极度淡漠、医疗爱心的严重缺失……都是“变质”后的“副产品”。

　　面对这一切，没有人会不痛心。因而，常委员哭了，他的眼泪不仅是为自己而流：以其政协委员的身份，尚要遭受这般冷遇，更遑论普通患者了。在医疗信息不对称、医患地位不对等的现实语境下，面对与自己一样在医德沦落中饱受痛苦煎熬的芸芸大众，作为一个为民请命的政协委员，如何能抑制住内心的哀伤与焦虑？然而，谁的眼泪能唤醒在功利中沉迷的医德？

　　无数的事实证明，道德谴责与人性抨击对于医德的“呼唤之力”是微薄的。公共的愤怒与哀伤，社会的无奈与期待，在巨大的功利风车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于医疗从业者自身的“良心发现和自我反省”，而应该思考另外一种成本更低、见效更快的促使医德回归的途径。

　　在我看来，只有法律规范下的制度才具有这个强大的力量。制度对于医德缺失行为的惩处力度是相当乏力甚至是缺位的。收红包被发现，不是批评就是警告，要不就是不疼不痒的停职反省，最多开除了事，打击力度明显不够。

　　显然，如果我们继续一味指责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个体道德素质，将不会有任何结果。该收红包的还是会收，该“姗姗来迟”的护士还是“姗姗来迟”。世人的道德口水和眼泪，最终都将湮没在医疗正义流失的潮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