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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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怀 赤子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山海情怀 赤子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在平潭调研。（资料图片）

东南网7月13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兰锋 郑昭 林蔚 单志强）

在这绿树荫浓的日子里，走过96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再过几个月，还将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就在一年前庆祝“七一”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当3800万八闽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福建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半，在改革、开放、发展、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1988年6月，34岁的习近平赴任宁德地委书记，成为当时宁德地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

上世纪80年代末，宁德基础设施极其薄弱，没电、没路、没钱。到福州开车要8个小时，途经的飞鸾岭有36个弯。外商过来投资，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干部群众思想陈旧，等靠要的多，怨天尤人也不少。“这么年轻的干部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来工作，大家普遍热情欢迎，既期盼他能带来新思想、新发展，又担心他太年轻、扛不住。”当时一些宁德干部这样想。

时间很快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后来，我与同志们谈心，形容习书记好比一棵大树，一植根闽东，就成为我们的主心骨，为我们遮风挡雨，还不断输送氧气，让生命增添活力和生机。”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说。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是习近平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生涯的全面写照。在书中收录的《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习近平以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来比喻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脱贫过程。他在文末写道：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黄褐色封面的《摆脱贫困》显得十分朴实。全书12万字，共收录了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的29篇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加快发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广泛涉及闽东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内容。

陈增光说，收到福州市委办寄来的2本《摆脱贫困》后，他反复研读：“这本书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翻进去看每一篇都能看到他满满的为民情怀，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一刻忘记人民。”

“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在福建，许多曾经与习近平共事过的干部说起他，都会谈到，“人民”二字是习近平提起次数最多、频率最密、场合最多的词。

习近平曾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都应当同焦裕禄同志作个比较，经常想一想，自己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做到‘完全’‘彻底’了。”

1990年7月15日，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文思萦系，当即填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阕。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焦裕禄的宗旨意识、公仆情怀和奋斗精神，让习近平为之敬仰。怎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认为，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习近平的为民情怀，让身边的人深有感触。

“我感觉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我从内心敬佩他。我觉得闽东有这样一位好领导，一定有希望。”时任宁德地委常委、统战部长姚智梅在回忆与习近平共事的两年时光时这样说。在她看来，习近平总是想方设法到基层去，了解百姓的所想所盼，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群众在他内心具有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最多的地方。

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习近平就一头扎进了基层。

第一个月，习近平轻车简从，只带着两三个人下乡调研。第二个月，习近平还是调研，基本是2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习近平走遍闽东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时任宁德地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金煊回忆说：“只要不开会，一有点时间，习书记就要下乡去，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 李金煊多次跟随习近平深入基层调研。他说，习近平心里总是记挂着老百姓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每到一村都要走村入户到老百姓家里实地察看。当时有政研室的同志总结习近平到闽东后不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

习近平第一次去屏南调研时，当地老百姓拿出艾叶蛋招待他——用艾草熬出的热乎乎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一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习近平喝不惯，连忙阻止。习近平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他二话不说端起碗把艾叶蛋喝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一下子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为了让闽东群众尽快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以低调亲民的身影深入群众，开展调研，探索思考，倡导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增光说。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到不通公路的省定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现场办公，当时办公地点在廊桥边上的土坯房里，午休吃饭就安排在廊桥上。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下党建设发展难题。

下党乡的徒步调研，正是他所倡导的“现场办公下基层”的起点，随后逐步建立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习书记在下基层的时候，特别注重发现好的典型，希望通过树典型，以典型引路，带动更多地方发展起来。”李金煊说，“习书记常说，地委工作大多数涉及农村，没有典型的东西，说服不了基层。”

1990年1月，来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的同志，每人都领到了一本叫《滴水集》的册子。这本近400页的册子里，一共有72篇文章，收集整理了当时宁德地区的各领域典型经验例子。

李金煊是当年《滴水集》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回忆说，1989年底，习近平请他牵头准备这次会议典型材料汇编，并交代他：“要把这两三年工作中典型的、有进步的、有发展的都收集起来。”

筹备小组经过43天的调研，走遍闽东各县，最终整理出一本材料。册子编好了，习近平看过之后，建议取“滴水穿石”之意，把这本册子的名字定为《滴水集》，还亲自做了序。

后来，这本《滴水集》中具体详实的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1989年2月25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了《山鸡飞上凤凰台》的报道，说的是宁德农民给地委干部作报告的新鲜事。

福安市坦洋村老大队长刘少如带头办起福安市第一家村集体企业，带领全村种茶致富。习近平到坦洋村调研时评价刘少如：官不大，但敢于担当，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习近平亲自邀请包括刘少如在内的八位基层农民代表到行署会议厅向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用一村、一户、一人的变化，讲述了十年来改革政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

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声音，汲取各方智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带领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致力摆脱贫困的决心：“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他调任福州时，人民日报有一篇“闽东脱离贫困线”的报道，他得知后表示：“我也坚信，‘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闽东跨越了这一条‘贫困线’，若能继续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必能彻底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让百姓生活好起来，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重心。” 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说，“习近平同志把百姓的事当作最大的事，总是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困难。”

“当时群众要上访就得到宁德地委行署。上世纪80年代末，闽东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一路颠簸，一天都到不了。”钟雷兴说，“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原先约访群众制度做法的基础上，转换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改约访为下访。”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说。这一次接访，也揭开了宁德地县乡三级领导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日历的第一页。

1989年3月30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雨水给早春的霞浦增添了几分凉意。这一天，是霞浦县的接访日。

一大早，霞浦县委党校的门口就聚集不少上访群众。得知地委的领导要来接访，很多人早早就赶到了这里。

“我要找地委习书记。”人群中，一位上访者高声说。

接访一开始，这位上访者就奔着习近平去了。习近平热情地接待了他，耐心询问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原来习书记这么亲和。”一开始还有些忐忑不安的群众放下心来，把自己的困难一五一十和习书记说了。原来，他是霞浦乡下某学区的一名教员，因家中情况特殊，老母亲孤身一人留在城里，体弱多病，年事已高。

“我放心不下老母亲，想调回城里照顾她，以尽孝道。”他说。

习近平认真听完他的叙述，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对照有关政策，明确表态：可以回城，考虑今年暑假给予解决。

这件事习近平一直挂在心上。没过多久，他向相关部门跟踪了解这件事情的进展，当得知事情并没有抓好落实时，一向态度温和的习近平却显得特别严肃起来。

习近平批评相关办事人员说：“这个问题符合相关政策，没有违反原则。你们设身处地为群众想一想，遇到这样的情况，让孩子回到城里照顾他老母亲有什么为过呢？”并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给我答复”。

“习书记心里有群众，从来不是光喊口号。”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方庆云回忆说，习书记关爱民生，总是把群众的苦，群众的难放在心里，常常带着四套班子的干部到基层接访群众，尽心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

对此，时任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文贵深有感触。“习书记赴任福州的第二天，就下基层调研，了解群众想什么、有什么困难，这让我们印象深刻。当时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变化了。”

在福州，习近平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推行“四个万家”，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困难。

1991年3月，习近平登上低矮逼仄的连家船，实地察看船民的生活，登岸之后，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船民搬迁上岸问题。十个月后，104户船民家庭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生活，搬进了台江区红星新村的新居。

自1990年起，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办事项目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公布，项目的最终确定采用人民群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年终公布项目完成情况，并让群众投票评选完成最满意的项目。

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大力实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改善百姓居住条件。2000年7月，已担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正午，走进拥挤闷热的福州苍霞社区棚屋区，与各级干部一起亲身体验群众疾苦。在他的推动下，2001年5月1日，回迁安置的所有楼房就全部竣工。

“习书记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首位。”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任赵汝棋说。

赵汝棋当年曾在市委政研室工作过，政研室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讲话、开展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长时间都俯首案前。有一次，习近平对赵汝棋说：“你们不能把眼光只放在政策研究上，要把眼光放到人民群众中去。”

赵汝棋说，后来政研室根据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将2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下基层调研，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梳理后形成短平快的“一事一报”刊发在《福州调研》上。

山海情怀 赤子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199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上杭慰问“五老”人员。（资料图片）

习近平对“一事一报”非常重视。赵汝棋说，习书记基本上对所有的“一事一报”都要看，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批示，比较详细的批示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有的他认为还不够深入的，会批示再深入调研。

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根据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平任职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二、“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

共产党人要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过好“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自身不正，何以正人？“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第二关是“人情关”。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还是手下留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千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

——习近平《摆脱贫困·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闽东夏日，万木葱茏，坐落在半山腰的宁德老地委办公楼静谧庄严，院子里七棵绿树随风轻摆，树叶的沙沙作响陪伴着石砌三层办公楼。

“沙，沙，沙，沙……”这是1988年的一个清晨，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院子里清扫落叶和垃圾。在没下乡的日子里，这是他上班前常常做的事。办公楼的卫生原来由年轻人做，习近平来了后，很自然地参与进来。在他带动下，地委的干部们也都渐渐早来上班，一块打扫卫生。习近平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有说有笑地与大伙聊工作聊生活。扫院子成为他与干部们沟通的一个好方式。

李金煊回忆说，习近平特别认真，不仅扫院子，还一级级清扫通往后山的石阶，即便秋天黄叶满地也是如此。打扫完卫生，他就去一楼走廊尽头打开水，拎上自己在三楼楼梯左转第一间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当年习近平的办公室加上会客室一共22平方米。一进门是会客室，墙角简易的木架上放着淡黄色搪瓷脸盆，一圈小沙发，一副简单的茶盘，一个热水瓶和两个写着“宁德地委”的白瓷杯，这就是当年习近平接待客人的全部家当。

“习近平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简朴得出乎我们意料！”回忆往事，姚智梅说道。到任那一天，习近平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坐一辆车下来，没有搞欢迎仪式，更没有搞任何排场。地委办的同志通知地委干部说：“新书记来了，请大家到会议室开个会，见个面。”大家才知道习书记已经到了。

第一次打交道，宁德地委领导班子就对习近平的艰苦朴素作风有了深刻的印象。

到任后，习近平要求办公条件都不能变。办公室、宿舍不做一点翻新装修，宿舍里简简单单只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他的用车和驾驶员，也是从前任手中接下的。那辆已经有十多万公里里程的上海牌老轿车，后来陪着他跑遍了闽东大地的山山水水。

平时，他就在地委食堂里排队凭饭票打饭吃，理发也就在行署边上的一间小店理。这期间，后勤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习近平开小灶，但都被他拒绝了：“这样吃饭很好，和大家一起，可以了解情况。”习近平喜欢和大家交流，打成一片。他和干部们坐在一起，聊聊天，顺便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工作上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下乡去了哪里？家里有没有困难？

后来，地委办的一位同志跟习近平说，书记您别去排队了，我们给您买了端过来。他却回答说：“不用麻烦，我又不是不能做。”习近平和普通干部打的菜也差不多，一份饭菜大概一角多，一个月不到十元。很快，地委的同志们都和习近平熟络起来，也打心眼里对他又敬又爱。

不仅严于律己，习近平对自己的家属同样从严要求。姚智梅回忆，习近平母亲齐心和妻子彭丽媛来宁德看他时，他不要公家接待，就在宿舍简单搭个炉灶，一家人自己做饭吃。大家还看到彭丽媛挎着菜篮子去行署前面的菜市场买菜，生活跟普通干部家庭一模一样。

“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三十多岁的年纪，还是地区一把手，却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正人先正己，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姚智梅回忆的话语中满是崇敬之情。

打铁还需自身硬。1989年8月16日，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强调说：“各级领导首先做好廉洁自律，正人先正己，从我做起，当好表率，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自己和家属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党纪制定的廉洁自律规定。”

1988年底，习近平采用“拉练”的方式，到宁德的九个县开现场会。一天中午，工作队伍来到霞浦县溪南镇。午餐时，当地干部拿出了水果和高档烟酒招待客人。一看到那大约价值十元的高档烟，一向亲切待人的习近平沉下了脸。他拿起烟，跟在场的干部严肃地说：“这包烟，值老百姓多少个工分！”从溪南镇开始，后面一路上各地都不再准备烟酒。

山海情怀 赤子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200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在武平检查指导防抗“碧利斯”台风工作。（资料图片）

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张经喜回忆，在习近平的严格要求下，宁德地委风气一新。1989年工作总结报告这样提到：“目前地区几套班子成员中没有一人建私房和经商办企业，在工作中也没有乱批条子和为私人介绍承包工程谋取私利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领导成员不配专车，实行私人用车收费制度，禁绝大吃大喝，下基层一律用工作餐。大家都做到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防微杜渐。”

“一身正气敢碰硬，两袖清风不染尘。”1990年6月，习近平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时说道，“不贪，这是对干部起码的要求，也是绝大部分干部都能做得到的，但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而言，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敢于同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

2013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和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1988年的冬天，对于宁德的不少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冬天。

“人生三大事——盖房、修墓、娶媳妇。”当时宁德地区的干部队伍受陈旧观念的影响，纷纷占地建房。根据一份当年宁德地委清房办的材料记载：至1988年底，干部建私房人数之多，占地面积之大，建房标准之高，令人触目惊心，与闽东经济贫困很不相称；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成为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成为削弱干部队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到任宁德的第一轮调研中，习近平就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决心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问题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在全区全面展开。一次会议上，针对有干部提出清房问题牵涉面太大的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就是“要紧紧盯住四百多名处级干部”。他对张经喜说：“你们是愿意得罪两三千名的干部，还是闽东二百七十万的人民？”从他的这一提问中，张经喜刹那间领悟到这位年轻书记惩治腐败的锐气和决心，心中原有的些许犹豫顿时一扫而空。

1988年12月30日，离新的一年到来还有两天。习近平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然后全面清查，再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停”即在1989年春节前全面冻结。

“清”就是摸清底子。

“理”就是在停、清基础上，转入查实况的攻坚阶段，不纠缠枝节。

一声令下，建私房行为全面冻结。当天的会议之后，宁德地委雷厉风行，紧紧抓住春节前夕这个私人建房高峰期的关键节点，在全区开始清房。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干部有私房占公房问题也被纳入彻查范围。

回忆起那段清房工作的经历，时任福鼎县纪委副书记、福鼎清房办主任的洪恒针仍激情澎湃。

福鼎当时刚刚规划出了龙山开发区，其中的上龙山一带由于离县政府近、地盘又小，成了干部争相占地建房的“香饽饽”。洪恒针一从纪委抽调到清房办工作，接到的任务就是去拆上龙山六户人家的“门头”！所谓“门头”，其实就是房子外的院门。这六户人家，四户是处级干部，都占道几十厘米修建自己的院子。在福鼎人的习俗里，拆“门头”是要触大霉头的，谁敢拆，那可就把主人得罪大了。

敢不敢拆？当时福鼎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歌谣：“党风正不正，关键看龙山。”

习近平对于全区清房工作的每一阶段进展，每一次会议，每一个事项，都时时过问，一抓到底。他获知福鼎的情况后，说道：“问问这些干部，是想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还是国家法律的处理？”

拆！洪恒针在丈量清楚占地多少后，坚决地拆去了六户人家的“门头”。福鼎县同时还严肃处理了2名正处级干部和13名副处级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问题。

清房工作迅速在全区从严公正推开，赢得百姓一片拍手叫好声，大快人心。

当回想起习近平的这次清房工作，张经喜一口气说了五个“非常”：“态度非常坚决，决心非常坚定，力度非常大，实效非常好，群众非常拥护！”

不仅是清房，习近平在宁德和福州都注重查处一批腐败的大案要案，特别对于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纪的，他强调要“敢碰硬，严肃查处，不能姑息”。张经喜说：“那段在习书记领导下开展纪委工作的经历，我们感受到的是习书记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炒股热”，福州的不少机关干部也心痒痒。对此，习近平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福州的干部都不准炒股。“为什么不能呢？因为那时候很多干部所谓的买股票，其实是占着职权之便去买企业的原始股，这是干部占企业便宜！是不正之风！”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说，这一决定得到了福州干部群众们的坚决拥护。

“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这样说。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要求：“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

一、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

二、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

三、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

四、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

五、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

六、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

七、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

八、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

九、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

十、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

十一、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

十二、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共5条：

一、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

二、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

三、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

四、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

五、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

1993年6月，习近平在福州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上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问题专门强调了五条廉政纪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不得收受以各种名义赠送的礼金、有价礼券和贵重礼品；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参与炒买炒卖股票；不能利用党政机关的职能去经商办企业；党政领导和执法执纪等监督部门不能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能收取回扣。

担任省长后，习近平在一次全省重点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要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的现象发生，对搞好重点建设的防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对清廉党风政风的形成起到长效约束作用。

1989年1月，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四句话：第一句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作为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第二句话，“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第三句话，“寸心不昧，万法皆明”，贪污受贿，鱼肉乡民，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第四句话，“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利益问题上，“拿来主义”要不得，不能图实惠，谋私利。

“与习书记共事的几年是我深受教育的一段经历。”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深有感触。他说，从反腐倡廉到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都强调要从严要求。

时至今日，赵守箴仍然对自己到福州工作参加的第一次常委会记忆犹新。“习书记在会上说，我们一起工作要互相帮助，更要互相监督。每个人都要诚恳虚心地接受监督，形成风气。”赵守箴一字一句地回忆当时习近平说的话，“这两句话令我深受教育，到今天还觉得受益匪浅。”

山海情怀 赤子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在新大陆科技集团工程实验室与科研人员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里这么写道。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

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党带领闽东人民取得了翻身解放，也只有党才能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突出地抓好思想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习近平《摆脱贫困·同心同德 兴民兴邦》

在福建，习近平先后在宁德、福州担任党委一把手多年，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着力探索的问题。其中，思想建设、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是他重要的抓手。

习近平到宁德上任，别的行李少得很，却带了几大箱书。

到任见面会上，习近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姚智梅说，当年谦虚好学的习近平给班子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增光回忆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读书学习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特别喜欢看马克思主义原著，看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当年工作时，我经常到习近平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在一堆文件材料中经常能看到翻开的《邓小平文选》”。

抓思想建设，习近平着重抓学习，高度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显著特点。

1990年5月，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习近平不无感慨地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1997年和2001年习近平分别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两篇学习马列主义的论文。

“习近平外出开会和调研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来读。”陈增光向记者回忆道。

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习近平“夜找书店”的故事。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下党是寿宁最边远的山乡。习近平一行从县城出发，沿崎岖山路步行2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晚饭后，他们又步行回来，到住处已是晚上10点多。大家不仅疲惫不堪，而且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匆匆处理一下，都赶紧回房休息了。处理完脚上的血泡后，习近平思考着白天调研的收获，竟然毫无睡意。他问地委随行人员：“知不知道哪里有书店？”大家都回答不清楚。于是，他决定自己到街上找找。

深夜的寿宁街头，一片寂静，空空荡荡，偶有行人经过。习近平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一家书店。他很高兴，走进书店，看了又看，找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赶紧买下来，回到宾馆细细品读。

多次陪同习近平调研的连德仁在日记中记载：每次习书记来寿宁，晚饭后必到街上逛书店，而且是认认真真看，不是简单地逛一逛就走了。

让连德仁印象更深的是，习近平第一次到寿宁调研，就要求县里把《寿宁县志》找出来认真阅读。这还不够，他又请人找来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期间写的《寿宁待志》。采用第一人称写就的《寿宁待志》，既是有地方色彩的志书，又是冯梦龙在任四年的总结。习近平边看边点头，对提倡男女平等和“无讼”理念的冯梦龙倍加赞赏。

1988年8月10日，习近平到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他看完《霞浦县志》，又点名要看清代李拔编撰的《福宁府志》。工作人员找到后，他高兴地说：“今晚可以轻松地过了。”

有一次，与习近平一同调研的陈增光忍不住问道：“习书记，这么辛苦跑了一天，为什么还要加班看县志？”习近平对陈增光说：“一县之志，就是一县之史。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学县志，就是学当地的人文历史；尊重县志，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历史记载，有正面，也有反面，可以供后人借鉴。”

当时地委班子的成员们都被习近平这种刻苦读书的劲头所感染。“习书记爱读书、好读书，而且能从书中汲取智慧，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把握未来。”如今大家聊起时，都说习近平总书记有如此宽广的世界眼光，洞悉世界发展大势，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这与他长期坚持读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仅带头读书学习，还在多个场合语重心长地叮嘱领导干部要好学乐学，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经常给自己“加油”，不断给自己“充电”。

海拔800多米的屏南仙山草场，地远山高，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间小道通往外面，很少有领导干部去过。

1989年8月底，主政宁德还不到一年的习近平打破常规，率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各县（市）委书记及地直机关部门负责人，专门来到这里，举办一期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

盛夏的仙山草场酷暑难耐，大家走得大汗淋漓。实地看到百姓肩挑手提运送农产品，亲身感受大山深处百姓的艰苦生活，干部们顿时感到肩上的责任十分沉重，上了一堂加快发展的“现场课”。

就在这偏远的大山里，干部们平心静气、认真学习。围绕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就如何增强党的领导、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大家通过互相交流、碰撞思想，有了很大启发。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读书班小结时，习近平提醒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应当有一种雷锋的“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要虚心向书本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

“在仙山草场，大家边学边思边议，对学习这件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区领导干部的学习风气浓厚起来。领导班子学习中心组的理论学习自此开创了一种新形式。”回想起这段往事，李金煊不无感叹地说，习近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习近平这样忠告地委的同事们。在大家看来，习近平要求干部注重学习特别是理论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素质，从而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1988年9月，宁德地委部署在全区开展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再学习再讨论。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不少地方的干部，提高了认识，开拓了视野，重新分析了本地的优势和劣势，寻找落后的主要根源，调整修正了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促进了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组织建党，重在队伍建设。

“习书记关心大家学习工作，也关心大家的成长。”陈增光说，宁德是艰苦地区，优秀人才少，优秀青年干部更少。习近平主政宁德时，积极探索青年干部宏观管理办法，并大胆试验。

1989年3月，宁德地委决定对地直机关新任领导实行试用制。从当年起，凡新提任的地直党、政、群机关副处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一律实行试用制，试用期为一年，期满考核依成绩决定去留。

“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的这一用人制度改革，在全国属于首创，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张经喜回忆道。

张经喜说，当时闽东落后，干部思想状况不一，有的急躁冒进，有的思想贫困，这引起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中说，青年干部是党的事业的希望，他们热情高、有闯劲，但也有许多短处。在成长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

他提出注意四忌：一忌急于求成。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二忌自以为是。任何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都会对真理产生排斥心理，使我们与真知灼见隔离，与成功无缘。三忌朝令夕改。“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青年干部要不为一时议论所动，不为一时扬抑所惑，不追赶时尚，不迎合潮流。四忌眼高手低。在“做大事”上，青年干部都要有一种老实的态度，甘做最普通的事，乐于扮演拾遗补缺、跑龙套的角色。

“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是造就和选用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用人理念一以贯之。”赵守箴说。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对青年干部的一番话让大家感到十分温暖：对青年干部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又要热忱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从1991年开始，本着“全面锻炼提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福州在年轻干部中普遍开展了岗位轮换、纵横交流、外派挂职、担任助理、压担子锻炼。

广为闽东干部熟知的是，习近平提倡念好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他说：“干部问题就跟摆棋子一样，要摆得恰当，发挥最佳效果，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他强调，闽东是一个穷地方，需要一批能吃苦、讲奉献的人去工作。对闽东干部的评估不能注重于他近期内做出多少醒目的成绩，而要注重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去做长期性、铺垫性的工作。

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为官四要”，即“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

1990年7月25日，在福州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谈到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时说，有“四种人”不能用——

一是做官期望值过高的人。做官要求一直得到满足，唯独一次得不到满足，于是就躺倒不干。

二是善于钻营的人，专门去揣摩领导意图，精力不在工作上。

三是“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做，专摆花架子，不肯办实事，也叫作“空里客”。

四是欺上瞒下的人。

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要你当官，不是叫你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搞自己的‘根据地’，来当‘山大王’。在其位谋其事，谋共产党的事，谋社会主义的事，不是谋你自己一家一户的事，不是谋你小集团的利益。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首先在于领导班子一班人，能不能形成一股正气，为人民谋利益。”

“习书记对当官为什么、怎样当好官、选什么人当官都有自己的思考。”陈增光说，一个地方风气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人用人的导向。习近平襟怀开阔、识人善任，对干部既真诚又严格。在宁德的两年，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合适的岗位。

干部要严管，也要保护。

时任平潭县书记刘嘉静在开展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难题。对此，习近平还专门作了批示，鼓励刘嘉静克服困难，大胆地做好工作。过了20多年，刘嘉静回忆起总书记关爱干部的情境，仍然很激动。

不仅重视选人用人，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打牢基础，把堡垒建在基层。针对农村中存在“少数党组织落伍了、散伙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的现象，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有的村党支部，说话没有力气，农民不愿听，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作用已经是日薄西山。”

1989年1月7日，习近平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批示，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搞好基层组织建设，调整不适应、不协调、不健全的“三不”班子。

为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1989年，根据宁德地委的部署，全区整顿、调整了429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评出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党员3650名，占党员总数4.4%，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群众反映这次评议是‘雷声不大雨点大’。”说起这件事，张经喜历历在目。

1991年起，福州市委实施党的“堡垒工程”建设纲要。两年后，一类支部从52.8%上升到86.4%，三类支部从8.37%下降到2.4%。全市162家具有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还出现了外商主动向市委“讨”书记的新气象。

“‘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上级机关的工作就只能是自我循环式的空转，忙来忙去只是瞎忙。”这是习近平1990年6月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这是1995年4月习近平送给福州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的一副对联，借此褒扬军门社区以党建创新推动社会管理的好做法。

习近平前后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2014年11月，已经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他特意走到“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的对联前，给大家介绍当初为什么要用“褙”这个字，重温了他初来军门社区时看到的情景。

那是1991年初，习近平第一次到军门社区调研，军门居委会党支部刚刚成立，办公条件很简陋，还是低矮的平房，与社区民房一样，墙壁上都褙着报纸。

“当时，我们社区党支部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习书记触动很大。他给大家加油鼓劲，每个人都备受鼓舞。”从1972年起，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就在这里工作。林丹说，后来，在社区党支部带领下，社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习近平第二次来调研时，看到这一情况很高兴，这副对联脱口而出。

“20多年来，这副对联一直贴在我们军门社区展厅门前，这14个字激励着社区每一位工作者。”林丹说。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党员、社区管理者、志愿者拧成一股绳，为社区管理和服务献策出力。军门社区探索出的“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已在福州全市所有社区推广。

“大伙儿就是记住了对联上的一句话，齐心协力，创建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还获得100多项荣誉。”林丹这样向习近平汇报。习近平叮嘱她说，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这是2016年习近平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成为福建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力投身新福建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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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201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厦门市金安社区考察，社区居民李文玲老人将亲手剪出的“福”字送给习近平总书记。（资料图片）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从来不甘人后，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擘画了福建发展的新蓝图：“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当中，“机制活”可谓根本保障。机制一活，发展大势气象万千，发展大潮汹涌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总书记对福建改革发展寄望甚殷，关怀备至。

其实，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其探索与实践，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迹：

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推动福州国有企业改革；他六年七下晋江，在多次调研后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他倡导建立外经“一栋楼”，推进简政放权，给企业家回信，呼吁理解、尊重、爱护、支持企业家；他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着力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当年的探索历程，我们仍为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并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经济体制改革

迎难而上，敢为天下先

“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

——2002年，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背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私企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因自身体制机制弊端，步履维艰。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则存在姓“社”或姓“资”的不少争议。如何打破观念枷锁、突破重重障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扎实调研，力排众议，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卡”住了。

“市里最早筛选出一批国有企业，但大家都不敢试、不愿试。”省政府顾问团成员、时任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明森回忆，“压力来自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

“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能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先例可参照，该怎么做？”

陈明森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十来年，即便是决策层，也有不少人对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一时不能理解，也无从下手。

1991年，民营企业福耀玻璃酝酿上市，找陈明森帮忙制订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

“听说福耀谋划上市，习书记想了解情况，即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聊聊。”陈明森说。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

陈明森回忆道，同他一起受邀的还有当时的福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习书记开门见山，说邀请你们来就是专门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显然，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还不够，要推动更多的企业改制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改了。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当时习近平的一席话，让他对习近平推进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实感受。

这次聊天后，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很快决定，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股份制改革。这是一家从事马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前体量偏小、经营面偏窄。

1992年2月，习近平在福州市经济研究中心递交的《关于加快开发区建总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建议》上作出批示，“抓紧落实，尽快促成”。

此后，开发区建总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其间虽亦经历波折，但1996年11月21日，企业顺利在深交所正式上市，挂牌交易。

“1992年3月以后，习近平持续推动福州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陆续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几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国有企业要在市场上大胆去闯去试，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当年，福州就选择了近10家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好、有明确投资项目的大中型国企作为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陈明森记得很清楚。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经说过，改革要有一个‘敢’字，‘要勇挑重担，敢于迎难而上；大胆开拓，敢为天下先’。当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福州市的几位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新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丝绸印染厂彻底跳出了亏损泥潭；福州轧钢厂与济南钢铁总厂联营，进而由松散型合作转为紧密型合资，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福州硫酸厂成功兼并了两家下游企业，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1995年6月15日，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福州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文。文中说，福州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涌现出一批“拳头产品”“全国单打冠军”和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据初步统计，1994年福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148.6亿元，增长45.1%。

“推动国企改革，习近平站得高、看得远。他在调研国有企业时多次说过，摆脱企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改革。”在时任福州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方庆云看来，当年国有企业能否实行股份制的争论与探索，带来了新旧观念的激烈撞击，而改革攻坚，无疑成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兼任福建省国资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国企改革。

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200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深入武平县调研林改工作，与当地林农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六年七下晋江

【背景】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的署名文章，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及其启示，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启迪心智。

“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长的6年里，7次来晋江调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浅。”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说。

陈章进今年76岁，已退休在家。老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4次陪同调研的时间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刊发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老陈说：“这应该是习近平对晋江发展如此关注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晋江穷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饭填肚子。”陈章进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记得当年的苦日子。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群众奋起突破“左”的束缚，立足侨乡“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的特点，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陈埭成为我省的第一个亿元镇，其他乡镇纷纷学习、仿效，在晋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到1989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几十个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一个亿。

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年均近30%的GDP增速仍在继续。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晋江市党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手脚搏击商海。1994年，这个县级市开始领跑福建县域经济。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老陈记得，在1999年的那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

以乡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晋江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多”。多则多矣，然而“只见星星，不见月亮”；富则富矣，却是“低端竞争，富而不强”。

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究竟要走怎样的路子？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近平除了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重点走访了恒安、浔兴、亲亲、优兰发、环球等十几家企业，与企业家交流谈心。他问得很细，经常一个厂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老陈回忆起调研时的点点滴滴，“每一回进企业，他都仔细询问有没有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要怎样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难。”

“晋江市委市政府按习近平在调研中提出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积极培育了一批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举办各类博览会，开通晋江企业网等，还致力各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先后建成创意创业创新园、高校科教园等5大创新载体。有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原先小个子的民营企业，就能长得更高，长得更快。”谈起晋江经济的发展变化，老陈深有感触。

安踏的成长轨迹，就是一个缩影。

“习近平平易近人，我们办企业的，喜欢跟他说心里话。”回忆起16年前的场景，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世忠感觉仿佛就在昨天。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馆仪式后，他便径直来到安踏展馆。在这里，他与丁世忠有了约20分钟的交流。

当时安踏成立9年，只生产运动鞋。习近平听完介绍，对企业发展提了三点要求：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

而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在晋江企业家中亦相当欠缺，为“大牌”代工是晋江鞋服企业赖以为生的生存模式，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会后，安踏决策层开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响，要与匡威、双星、李宁等当时国内一线体育品牌一决高低。

安踏决定，力邀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为企业代言。很快，央视播出了安踏广告。

习近平对于创品牌的要求，在晋江企业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晋江企业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紧跟安踏之后，晋江企业纷纷邀请中国的体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

弹力胶、能量环、远红外保暖科技、防泼水科技、智能跑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创新已成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为国内体育品牌龙头的关键。2016年，安踏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成本达5.1%，而在2000年不到0.5%。安踏2016年的营销收入达133.5亿元，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0%。在体育用品行业排名中，安踏市值紧追耐克、阿迪等业界“大咖”，位列全球第五。

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身着一件深色运动羽绒服，上面红色“安踏”商标分外醒目。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晋江的企业家们倍感振奋：“这是总书记对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相继落户晋江。很多晋江干部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一脸骄傲。现在，晋江已建成纺织服装、制鞋2个千亿和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装备制造、化纤等5个百亿产业集群，亿元以上企业超过700家；拥有驰名商标42个、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46家。

总结“晋江经验”15年来，晋江人民按照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至2016年，晋江连续23年居福建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第16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行列。

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199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长汀县河田镇察看精制茶叶加工场。（资料图片）

政府职能转变

放胆、放权、放手、放活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不转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从谈起。”

——2001年3月24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外经“一栋楼办公”

【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外商投资的审批慢、审批难，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倡导下，福州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各部门办事窗口集中于一栋楼，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投资项目审批做到“马上就办”。从“一栋楼办公”推开，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还形成了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机制。

“就是这位韩国客商。”福州马尾区环保局局长许开东指着桌上的一张合影对记者讲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这位韩国外商来到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说要来马尾办金刚石加工厂。接待他的正是许开东。那年，许开东毕业后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在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代办”各项审批业务。

许开东说，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是当年马尾区为落实习近平提出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而推出的创新举措，而“代办制”，亦为全省首创。“仅仅两天，所有的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海关登记……我们全部代理搞定。当时，外商感到很意外，这和他们来中国前听说的不太一样。这位韩国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这张合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当时刚设立的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也就是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栋楼”。

设立“一栋楼”的倡导者，便是习近平。

那时候，福州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由于“软环境”不配套，“硬件”的效益发挥不出来。“审批外资的环节多、手续繁、效率低是突出问题，帮外商跑审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门盖一堆印，一套审批手续办下来，至少要一两周。”许开东说，外经“一栋楼”设立后，楼内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实行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可以一口气办完外经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

“‘马上就办’的提出，以及‘一栋楼’这项工作，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前者，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后者就是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外经“一栋楼”工作的龚雄介绍说，当时在福州，政府职能未能转变，体制机制还存在许多僵化的地方，有一个项目审批竟然要盖130多个公章。

“习近平还倡导将外经‘一栋楼’的工作机制从‘楼内’延伸到‘楼外’。针对外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合各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解决。”龚雄说。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龚雄依旧对当时的一件事印象颇深。“1993年，一个重大台资项目落地福清市，建筑队正在施工，有栋楼施工完发现楼板有些开裂。当时台商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认为有安全隐患要求重建。”

那时候，各部门对此有分歧，有的部门认为“裂了无非就是做个修补，不碍事”。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听了各方意见后，当场拍板：“重建！”“习书记认为，百年大计，不能疏忽，这又是重大项目，处理不好会影响外商在福建的投资信心。”龚雄说。

会议结束，形成纪要，迅速落实，台商的问题得以解决。如今，这家企业已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提高办事效率，还需要简政放权。

在时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金俤眼中，习近平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审批制度改革可谓大刀阔斧。“那几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宣布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的有关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办事效率的十五条意见。“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审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限给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清市投资区、郊区福兴投资区、马尾快安投资区；凡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可实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一次性报批等。”

吴金俤说，当时习近平多次在会议上谈及简政放权。“他反复强调，要把能放的、该放的权都坚决果断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胆、放权、放手、放活；一时无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续简化，服务优质。”

真抓实干，雷厉风行。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时福州的政府机关作风焕然一新。20多年过去了，“一栋楼”早已转化为如今的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但当时“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的故事仍在流传。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时至今日，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福建仍在先行先试，持续提速。

给企业家回信

【背景】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给福建企业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吁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与企业家座谈，倾听企业家的心声，急企业家之所急、忧企业家之所忧，关心企业家成长，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提出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

“没想到”“太欣喜”，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麟回想起3年前总书记的回信，仍激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给企业家们写了363个字的回信，大家特别振奋！”

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30年后，福建的企业家们找到省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黄文麟，写下《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一封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从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业家依次传阅，字斟句酌。”

很快，总书记满怀关切的回信从北京飞到福建。“我认真阅读了信件，注意到开头处写着‘企业家同志们’，可见这封信不仅是习总书记对福建30名企业家，更是对全国企业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与诚挚要求。”作为前后“两封信”的主笔起草人，黄文麟认为，“习总书记回信中希望我们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这是全国企业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至高无上的光荣。”

黄文麟回忆道：“1984年松绑放权的呼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逼出来的，当时企业连修个厕所都要盖20几个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习近平到中央任职后，仍多次提起松绑放权这一企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会见老同志时赞扬松绑放权在全国的影响。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时说，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机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如当年的松绑放权。”

2001年3月24日，时任省长习近平参加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他说：“福建企业家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在会上说的那句‘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深受感动，还被作为大标题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报》上。”当年的报纸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黄文麟心里还是暖暖的。

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习近平一直是这么做的。

“各种检查、考试太滥了，从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厂长了。”1991年年底，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和厂长们座谈时，几个厂长说起不久前福州市机械系统有7个厂长罢考的事。当时很多部门都可以出题考厂长，比如普法知识、经济合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保密制度、设备管理等，如不及格，还要重考、补考。习近平当即表态，不再考厂长了。同时他强调，这样说不是厂长不要再学习了，而是说最好的学习应放在岗位上。对厂长素质有关部门也还是要考核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同样还要。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泉州，企业家们谈起习近平的关心，满怀深情。

1998年8月26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晋江西滨镇调研。

在民营企业优兰发集团的生产车间，习近平边走边听边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满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国内不少行业受到冲击，并不景气。而优兰发由于引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产品供不应求，基本没受影响。

“闽南企业家敢拼会赢，你们也不能满足，要不断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来。”习近平说。

之后的问题则大大出乎优兰发集团董事长柯文托的预料，习近平问道：“公司有没有党员？有多少党员？企业可以建支部嘛，不然党员平时怎么过组织生活。”

习近平对企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记住了。1998年底，优兰发集团就成立党支部。此后的发展，老柯也逐渐明白“党建强、发展强”的道理。自公司成立党组织以来，90%以上的创新成果都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党员创新平台完成。

从优兰发开始，晋江也成为探索非公企业党建的热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1306个、党员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业，成为全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单位。

“企业家的事，习近平特别上心。”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回忆道，比如说，民营企业一开始靠自家闲房生产，企业发展了，要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用地问题比较突出；各项手续的办理太繁琐，时间长，有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还有很多村向企业收管理费，增加企业负担。习近平在调研中了解这些问题后，督促政府为企业解决。晋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把所有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起，并限定时间办结。随后，针对“村里乱收管理费”，晋江发文禁止向企业收管理费，同时对村集体收入不到20万元的村，由市财政补到20万元。

习近平与企业家的互动，让4次陪同调研的陈章进很有感触，也让他对习近平在泉州与民营企业家座谈时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提倡党政干部与企业家之间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搞权钱交易。”

改革惠及民生

增进福祉，让百姓真正受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最根本出发点。各级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习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龙岩市武平县进行专题调研。在听取汇报和实地调研后，习近平强调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历经15年的积极探索、大胆突破和持续改革，这场由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福建保护生态、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间，事关群众利益、百姓福祉，无论大事小事，习近平都记挂在心，尽力解决。同时，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谋划改革方略，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和长远之策。

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个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树多，森林覆盖率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业发展面临种种窘境，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记忆犹新，福建是南方集体林区，当时的问题也恰恰出现在“集体”二字上。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林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林权归属不清、机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难”困局。“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同志当年多次深入林区开展调研，亲自抓起和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黄建兴刚担任省林业厅厅长，时任省长习近平就专门找他谈话。

“当时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业体制改革。”习近平的话，黄建兴至今难忘：“他说，‘我们干林业，很多人只见林，不见人。但林是人种出来的，人对林的关注、感受、利益关联却往往被忽略。你们要抓紧做好调研，尽快开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户，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习省长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积极推进。他说，‘为官一任，我们必须考虑老百姓的诉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险，但要试点逐步推进’。”

试点，选择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县。

据黄建兴回忆，当时武平在进行更换旧林权证时，由于“权属不清，边界不明”的历史问题，导致换证工作进行不下去，纠纷不断。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

此后，武平在全县17个乡镇各选一两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县委县政府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并制定《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虽然没人反对，但结果如何，时任武平县委书记的严金静没把握。武平县37万人，改革涉及的林农就有35万人。“改革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30多个村到200多个村，随着改革推开，问题也在增多，比如这个村山场几十块，地块怎么分，历史上的所有权难以界定；有的干部认识不到位，方法欠科学，分山的程序不到位，这让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分得不公平”。

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访增多，愈发让县委县政府头疼。

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习近平到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宾馆，严金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习近平汇报工作。他回忆道，当时汇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武平县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事项，林改只是其中一点。听完汇报，习近平特别把林改“拎”出来，语重心长地说：“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习近平亲自到点上察看。“林怎么分，老百姓有什么意见，他看得很细，也问得很细。”严金静回忆说。

通过调研，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调研结束后，7月初，武平县便召开全县改革动员大会，全力推进林改。

“虽说有了一颗‘定心丸’，但我还想多听听省长的意见。”7月27日，严金静专程到福州，习近平也专门抽出时间与他会面。在这次一对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旧认为林改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再次强调，要把工作做细致，做到位。”

回来后，严金静专门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阶段性工作报告。8月29日，他把报告送到习近平办公室。仅仅两天后，习近平就在报告上批示。

这之后，在省林业部门指导推动下，武平县的林改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总结武平等地经验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旨在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当年6月9日，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经过深入调查，以《林权分到户，小康上了路》为题，报道福建林改激发林农活力，带来勃勃生机。

林改如何持续推进？黄建兴回忆说，习近平当时向全省林业部门提出，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这三大问题。“这些话通俗、明了，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进。”黄建兴说，根据这三个问题，福建省做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实效。“针对钱从哪里来，永安首创了林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实现了‘撬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针对树要怎么砍，当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到‘农民得实惠、生态得保护’，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规依法的前提下自主采伐；针对一家一户经营，我省探索以亲情、友情、资金、技术为纽带组建林业新型合作经营组织，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把“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作为文件的核心内容，林改上升为国家决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势。林改也被认为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实现了生态美和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武平变化，让严金静颇感欣慰。从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盖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亿元提高到104.67亿元，财政收入从1.12亿元提高到8.1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农副产品中有害残留物超标严重；畜禽养殖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一些企业使用过多抗生素或违禁使用添加剂、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残留物增加；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环节的设备落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食品后续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亲力亲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监管体系，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时间回到16年前，习近平正是在福建打响全国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战。“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过失所在!”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谈及这项工作时的一席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现在再来回想十多年前习近平倡导并推动的这场‘民生战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创精神和为民情怀。”钟安平说。

钟安平，2013年退休的原省经贸委副主任、省食安办主任，这场战役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瘦肉精是当时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敌’。2000年5月，福州组织了一次抽检，结果令人咋舌——定点屠宰场的瘦肉精检出率高达76%。”钟安平说。显然，这就是习近平口中人民群众“不放心、不满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习近平说。

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阅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前不久，省政协委员金铁平在省两会期间提交的“加强食品卫生的管理、检查和监督”的提案，已得到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当时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协提案的建议落到实处。”

省长的接连两次批示，在全省吹响了治理餐桌污染这场战役的号角。

“为何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习近平曾在会上这样问大家。他认为，问题就出在体制机制上。”钟安平回忆说。

在批示中，习近平着力于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他强调：“农业生产要推广绿色食品标准，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远离各种饲料药物添加剂，努力使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无公害、无污染的产品；环保部门要强化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工业‘三废’对农产品生产造成污染；卫生监督和工商管理部门要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加强对进入市场农产品的检验，坚决防止被污染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对已进入市场的被污染农产品，要依法对销售者进行惩处；环保和卫生检验部门尽快建立科学的检验标准，完善检验技术。”

“在当时，对餐桌污染明确提出综合治理的路径和机制，非常不容易。”据钟安平回忆，当年，在各有关部门上报的治理方案中，习近平最终肯定并拍板了原省经贸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于，我们所报的治理举措更全面周详，更系统有力。”

根据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个部门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联席会议，自2005年起又改设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这场“舌尖上的安全”守卫战中，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逐步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各部门开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头猪从“八个部门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显综合协调机制作用的最好例证。

2001年8月，习近平曾在福建电视台演播中心接受央视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采访中，他介绍说，我省已经率先建立定点屠宰、销售一条龙信息网络平台。这样，每天定点杀了多少猪，市场上又在卖多少猪，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时间就能得出结果。”钟安平回忆道，在那次采访中，面对记者各类提问，习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坚定。

“记者问省长，民间有一种让猪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没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猪，45度的坡准过不了，这种方法可不可行？省长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准。”对这一幕，钟安平印象深刻。

当时，习近平笑着回答：“现在我们引进外国的检测设备，一台设备20多万元，检测可以通过尿样检出阳性，这就可以马上判断。如果没有这个设备，凭着刚才讲的那种方法去测验，就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他介绍说，福建正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对瘦肉精尿样检测需要的设备、试剂等经费的财政投资。对蔬菜农残，福建的农业科研部门自行研制出一种速检仪器，已在全省推广。

“这说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视依靠专业技术手段，要求政府部门包括科研单位都来出把力。”钟安平说。

重拳治“污”，效果可谓立竿见影。2001年当年，全省生猪产销环节的瘦肉精检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此后，各级政府各部门对治理餐桌污染依旧没有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十多年来，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势不断趋向好转，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我省每年都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还多次与福建的同志谈话，强调要继续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钟安平说。

将人民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是习近平秉持的原则。

“群众的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始终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1991年初，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刚满7个月时说。

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抓改革，始终坚持一个主导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强调，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反映最强烈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几件实事。”

“‘福州的路，这边起火，可烤焦对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旧城道路的狭窄。对这么一座城建欠账太多的城市而言，仅靠国家投入的资金改造旧城，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晋安河边、荒芜的尤溪洲等逐一调研，他对旧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旧城改造有机地结合，采取群众集资、吸收外资和国家投资一起上的办法。由此，福州旧城改造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由原来的见缝插针式零星改造，发展为连线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间，习近平还推动出台《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用制度创新还市民清新内河；主导福州温泉资源保护，将温泉的有序开发纳入法制轨道；针对福州环境卫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条保块管、强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让福州的城市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争先，犹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不懈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区，需要啃下硬骨头。福建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勇于先行先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倒逼改革，一往无前，才能早日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福建”蓝图化为现实。

开放发展 风起帆张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开放发展 风起帆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平潭综合实验区时与部分台资企业负责人交谈。（资料图片）

闽山苍苍，蕴育先行活力；

闽水泱泱，奔涌开放大潮。

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台湾一衣带水，渊源深厚；旅居海外的千万闽籍华人华侨，心系祖国，热爱乡梓。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福建的开放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脉动。

“对外开放兴，福建兴；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福建兴旺繁荣的机会越大。”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9·8”投洽会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谈的一番话，至今仍激励着福建人民。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的十七年半，恰恰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他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无论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宁德地区，还是在沿海开放地带的省会福州，主政期间，习近平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在开放浪潮中不懈探索与实践。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来路，追寻足迹，本报记者走进宁德、福州、平潭等地，走访曾经的参与者、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记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开放之路”。

前瞻·解放思想坚定开放

“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1988年6月，习近平到闽东上任。当时的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由于贫困，一些群众安于“穷自在”；由于闭塞，一些干部习惯“等靠要”。

脱贫致富任重道远。而临海朝洋的地理环境、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使闽东面临着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机遇。

辗转闽东九县调查研究后，习近平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当务之急，就是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样，才可跳出老框框看问题，也可以振奋精神。

当时，闽东四个沿海县中宁德、霞浦已列入开放县份。习近平认为，开放和扶贫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提倡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扶贫的结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工作迈向新台阶。因此，闽东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和扶贫的政策双管齐下。

这些全新的开放理念给封闭的闽东打开了新的发展思路。

两年后，习近平调任省会福州市委书记。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发展战略。1994年5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他说：“沿海是我们辽阔的地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优势所在，我们切不可忽略了这一优势，也不能搞成单一的开发，而是通过综合开发，形成大产业优势。”当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

时隔18年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开放发展 风起帆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200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在马尾海关调研。（资料图片）

“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讲述者：龚雄（时任福州市副市长）

习近平到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改革开放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干扰，人们思想中存在一些疑虑，有些杂音。然而，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却有坚定的信念和准确的判断，不是观望，也没有摇摆，而是旗帜鲜明地带着大家走改革开放之路。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当清官，不要当太平官”。太平官是怕事的，不敢担当。习近平不怕。他总是鼓励大家把想法说出来，大家议，他来拍板，负责到底。

1990年6月，到任后不久，他便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当时，台资大量涌入，不仅集中在市区和闽江口地带，连县里和一些沿海乡镇也有。有些干部比较保守，“吃不准”政策，犹豫不决。在和县、乡、村的干部座谈时，习近平用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8个字来形容。他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吸引台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好机遇，这种机遇不常有，抓住它，就会对今后若干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错过它，就要落伍。面对机遇，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做出迅速反应，要有良好的竞技状态迎上去。他一再叮嘱大家，思想要开明，要看长远点，要充分做好迎接机遇的准备，积极认真地做好规划。

对外开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市里把1991年4月份定为“增强对外开放意识宣传教育月”。习近平要求大家精心组织好，既大造声势，又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进行“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教育，增强开放意识。他同时要求宣传教育活动要和改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软环境相结合，从一点一滴做起，以吸引更多的外商。

记得那时候，全市各系统各部门举办不同类型的报告会近百场，一些涉外部门走上街头开展涉外咨询活动；许多部门和单位主动深入基层，解决了部分三资企业在土地审批、产品销售等环节上的问题。这种强化宣传的方式，效果好，也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存在问题。

“他知行合一为闽东开放夯实基础”

讲述者：李金煊（时任宁德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宁德，对外开放软硬件都“先天不足”。一方面，基础设施薄弱，电力、通信发展滞后，严重拖了工农业生产的后腿。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一些干部存在“落后病”——有的“等、靠、要”，把党和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当作“摇钱树”；有的急功近利，对一些开发性生产的中长期项目和基础工作兴趣不大，信心不足。

习近平来了以后，一方面在改变干部群众观念上狠下功夫，一方面在改进基础设施上花大力气。

他在调研中发现存在问题后说，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早日改变面貌、脱贫致富，这种愿望是好的，热情也非常可贵。但寄希望于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经济发展需要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相互结合。这番话给一些急于求成的干部“泼了冷水”。

他的态度很明确，“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当然，对一些大项目，我们也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将来时机成熟了，是可以大干一番”。

当时，适逢中央作出在全国开展三年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抓基础设施建设，既符合治理整顿的精神，也将为经济发展准备必要条件。

在他的推动下，截至1990年，宁德全区行政村通车数达1179个，占全区总行政村数的55.88%，初步形成公路交通运输网；港口建设初具规模，码头泊位增加到80个，赛岐港初步形成闽东的港口中心，总吞吐量达47.7万吨，居全省第四位；三都澳港成为闽东重点物资中转过驳的疏运点。至1990年8月，全区各县实现长途电话全自动拨号。闽东当时的电话通信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

开放发展 风起帆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台商独资企业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考察。（资料图片）

“他让我把沿海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去”

讲述者：雷仕庆（时任霞浦县崇儒畲族乡党委书记、霞浦县副县长等职）

我是畲族人，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有过几次接触，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8年7月。当时，我是霞浦县崇儒畲族乡的党委书记，崇儒是县里的三个畲族乡之一，也是老区重点乡。习近平任宁德地委书记后不久便来崇儒畲族乡调研。他轻车简从，随行的只有地委一名工作人员和县委书记陈济谋。习近平提出到附近村子里转转，我们便一路走一路聊。从乡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思路，到畲族的习俗和文化传统，他问得仔细。到了溪边村老支书张霞瑞家里，了解到村民主要靠茶叶、生姜等农副产品流通来发展经济，习书记突然问我是毕业于哪所学校，得知我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他说，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经济，但是畲族乡长期封闭，缺乏与外部交流，有许多影响市场发展的不利因素。你读过大学，发展理念跟得上，更要有开放的意识，要争取以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去打破畲族乡原有的封闭。他的这番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

第二次是1991年初。当时，我被派到福清市挂职副市长兼融侨开发区副主任。作为山海协作的项目之一，宁德在那一年共派出5名干部到长乐、福清、莆田等沿海县市挂职。恰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到福清调研，召集五套班子成员开座谈会。没想到习书记竟然在会场上认出了我。得知是来挂职的，他当场就说，这位是闽东来的少数民族年轻干部，你们要多支持他的工作。会后，习书记特地把我叫到身边，说：“福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在这儿挂职，要多调研、多借鉴，好好学一些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带回闽东去。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闻听此言，我倍感鼓舞。

两年后，我挂职结束回到霞浦，还专门给县里的乡镇干部作了题为“敢闯天下的福清人”专题报告会。后来，我被提任霞浦县副县长，分管外经工作。这段挂职经历积累的经验，给了我很大帮助。

“他对发展海洋经济有超前理念”

讲述者：刘嘉静（时任平潭县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对发展海洋经济有一种超前的理念和认识。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他系统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当时，大家关注更多的都是陆域，很少有人提到海洋国土。因此习近平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大家都有疑虑：陆上都还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以疑惑居多。虽然在当平潭县委书记之前，我是福州市水产局局长，多少也跟海洋“打过交道”，但对于海洋开发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养殖捕捞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为什么选择在平潭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的大会？这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国土思维，也体现了他对于发展海洋经济的期待。那时，平潭陆地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若单从陆域来说，毫无疑问是小县。但平潭同时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把广袤的海洋面积算上，平潭就是大县！

在研讨会上，习近平说：海洋开发是当今世界的热点之一，也是实现福州市今后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福州”的总体布局是以海岛建设为依托，以海岸带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的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全面提高综合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战略布局高瞻远瞩。

他还特地对我们这些平潭的干部强调，四面环海的平潭在这方面比其他地方优势更明显，应当在建设“海上福州”中出大力、出经验、出成果，要积极引导全县树立海洋国土资源观念，既要做海岸的文章，也要做海上的文章，既要做海面的文章又要做海底的文章，促进海岛建设从基础开发向功能开发方向转变，下大气力抓好养殖业、捕捞业、海运业、加工业等四个重点，带动海岸开发总体水平的提高。

客观地说，当时发展海洋经济是个新命题，对海洋进行立体式的、全方位的综合性开发，习近平的这些发展思路让我们耳目一新。大家茅塞顿开。

思路打开后，平潭积极发展旅游业，还积极拓展远洋渔业，组织了16艘大型远洋渔船，浩浩荡荡出海。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渔业基地补给、渔货管理等都保障不足，第一次远洋捕捞并不能算成功，吸取了一些教训。后来，县里收购了一家外资水产公司的渔业基地，将其作为配套，平潭的远洋捕捞业逐步发展了起来。

开拓·内联外引双向开放

“由于时间、地点、生产要素组合不一样，开放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照搬特区、开放城市的做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与之相适应的路子。”

——习近平《摆脱贫困·弱鸟如何先飞》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闽东和福州，不同的基础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注定走的是不同的开放之路。如何因地制宜融入沿海开放发展经济带？习近平不断探索、开拓创新。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当时闽东被称作我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1988年7月，习近平在闽东九县调研中指出：“沿海发展战略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地处福州、温州两个经济活跃的开放城市夹缝带的闽东处于什么位置应当考虑。”当时，在南面的福州及闽南一带，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正走着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道路，对闽东的经济发展影响深刻。但闽东要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走外向型经济，依然缺乏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他认为，闽东的沿海开放，正处于打基础的时期，是属于开发式的开放。因此，在扩大内联协作上下了更多功夫。“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他提出了“双向开放”“双向开发”“扩大开放”“外引内联”的发展道路。

到任福州后，习近平主张进一步提高福州经济的外向度，以福州开放城市和马尾开发区为中心，形成闽江口两岸大福州“金三角”开放地带，并逐步向闽东北辐射。1994年4月2日，在福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是福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生命线。福州的区位，决定其必须走开放的道路。他说：“福州在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中之所以取得这么多成绩，主要是我们没有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没有简单模拟别人的办法，没有从本本出发，教条主义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稳步利用外资改造旧城、发展创汇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福州推行双向开放，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到海外境外设窗口、办实体，把经济触角向外延伸，也提高了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改革开放成为活力之源。“八五”期间（1991-1995年），福州GDP接连跨过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1995年突破5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内联协作求发展

讲述者：朱怀瑜（时任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

早在1986年，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建阳（今南平）五地市在建阳召开了首次横向经济联合恳谈会，目的是互相辐射、互为依托，使开放有更广阔的腹地。“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建立机制，在这五个地市之间每年举行一次恳谈会，以推动地市之间、企业之间、城乡之间经济联系和各项交流发展。

习近平到宁德任职后，对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非常重视。第四次恳谈会1989年在莆田举行，当时参加会议的五地市领导中，并不全是“一把手”，但作为宁德地区代表，习近平亲自带队参会，并作了充分的准备。几次筹备会，他都和大家一起梳理宁德的优势和不足，甄选需要协作的项目，并分析为什么要拿它们出去、协作能给宁德带来哪些好处。他还跟我们讲：要多走出去，要多带企业出去看看。五地市横向联合，宁德肯定首先受益，因为贫困地区总是更需要别人支持。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这次恳谈会上，各地市代表发言中，习近平介绍得特别好，他的讲话内容集中在宁德的发展方向、宁德的重点项目以及需要哪些支持，全都讲到点子上。之所以能这么精准地发言，是因为他“做足了功课”。事实证明积极走出去是对的，恳谈会上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效果很明显。比如，霞浦电子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新型电子秤，急需液晶显示器和传感器等主要配件，莆田市电子工业器材公司可以提供，两家在会上达成联合生产协议；莆田天龙电子计时企业联合公司生产电子产品，年需进口线路板1000吨，闽东敷铜板厂年可产600吨敷铜板，双方议定共同加工开发线路板；而闽东敷铜板厂年需酒精900吨，莆田可以供应……

这种联动，实质上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劳动、经济、技术的组合与协作，企业之间实现了扬长避短，不仅提高了单个企业和局部地区的生产力，而且能产生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除了恳谈会，五地市还在水产、外贸、物资等方面举行专业洽谈会。现在看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更像一个平台，而习近平在当年就把这一平台运用得很好。

1990年11月20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第五次恳谈会在宁德举行。已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依然亲自带队参会。内联工作成为福州市改革开放的十件大事之一。

在第五次恳谈会上，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改称“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五地市经济协作区”，简称“闽东北五地市经济协作区”。按照“山区沿海一盘棋”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以福州中心城市为依托、企业联合为基础、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导向、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经济联合，实现了从单纯内联走向“内联—外向”的更高层次。

马尾的事马上办

讲述者：林兴才（时任马尾区委书记兼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副书记）

习近平雷厉风行，求真务实。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马尾，于198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台商投资区、高科技园区和地方行政区于一体的特殊开发区域。在福建改革开放历程中，马尾举足轻重。习近平到任福州市委书记后，要求经济技术开发区“眼睛朝外，成为带动全市经济走向世界的‘排头兵’”。

他支持开发区建设，言出必行。1991年2月23日，省委、省政府曾在开发区举行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代表福州市委、市政府做了12条表态，包括省里放给开发区的权，市里决不设卡；市委每半年至少研究一次开发区的问题；市政府每月到开发区现场办公一次；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

当时，一些项目的引进和保税区建设，相关工作在报批过程中，涉及市里好几个部门，很繁琐。习近平于是特别重视现场办公会。他总会事先征询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后，在现场办公会上就拍板解决，效率很高。

当年我们引项目进马尾，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落户挺麻烦的。常常一个项目进来，就要为了三五个人的户口跑一趟市里。于是，1991年下半年，我们向市里提出，能否一次性批给我们100个户口指标，方便引进人才。市里有些干部觉得马尾口气太大了，一开口就想拿下这么多指标，有不同意见。但是习近平很爽快地就批了。他只强调说：“对一个地方发展是否有利，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于人口的质量，在于人口的构成。”那一年南平市有两家工厂在马尾开设分厂，相关干部和技术人才的落户问题，就是在当年11月8日举行的现场会后很快就解决了。户口一解决，他们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去市里参加会议，晚饭后在招待所偶遇习近平。他问我开发区工作进展顺利不顺利，我说有些事情现场办公会后落实还不够快。他当时也没多说什么。没想到年一过，市委督查办的工作人员就来了马尾，把过去几次现场会定的事项，哪些解决了，哪些没解决，统统翻出来确认。还没解决的，现场敲定解决时间。

寻找开放的“金钥匙”

讲述者：练知轩（时任福清市委书记、福州市委副书记等职）

开放开发，是一条摸索之路。习近平站位很高，考虑也很长远，他曾用一则童话故事来比喻：谁得到了“金钥匙”，谁就能打开封闭的大门，获得所需要的财富。他说，我们也在寻找打开开放大门的金钥匙，那就是在招商引资上“引大促小”，通过海外知名人士、著名企业家和大客商的带头牵引，影响带动一批中小客商来福州投资兴业。

当年，福清就是照着这个思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财政收入只有5000多万元的农业县，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及多个省市级开发区、工业区的县域经济强市。

我清楚记得，从1990年到1996年，习近平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的6年期间，一共到福清66次，在福清举行过19次现场办公会，亲自带领我们搞好投资环境，招揽更多外资企业落户福清。

那几年，福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招商引资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率代表团前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招商引资。作为随行人员，我们的共同感受是，跟着习书记出访，节奏快、效率高、收获大。

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回出访新加坡，我们一共呆了6天，每天忙完所有既定事项基本上就到夜里12点了。回到酒店，大家还要汇总当天情况，碰头商量第二天的行程和项目洽谈计划，全部搞定往往都到凌晨2点多了，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出访期间，习近平总是亲自洽谈每个项目，亲自接待每位贵宾，参与商讨行程安排……正是这种亲力亲为，感染了所有随行人员，也感动了当地华人华侨。真心诚意和辛劳汗水换回了硕果累累，那几年，习近平带着我们与印尼林氏集团签署了由其开发建设元洪投资区的协议，商定在投资区内筹建钢铁厂、造纸厂、油脂厂、面粉厂等企业；他亲自主持洽谈福州第一座3万吨级的杂货码头——元洪码头的项目，这个码头于199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国籍船舶开放，是我国一级口岸之一。时隔这么多年，元洪投资区稳步发展，已形成粮油食品、纺织化纤、轻工机械、能源精化四大优势产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重视招商引资，但常说的一句话却是“办好现有的企业是最好的招商”。他经常跟班子成员以及相关部门的同志说，引进的企业如果办倒闭了，我们首先要检讨的是自己。只有政府的工作做到位，企业才会安心留在这里，助力地区经济发展。

他让平潭“深闺有人识”

讲述者：何文（时任平潭县旅游局党支部书记兼副局长）

这几年，平潭国际旅游岛如火如荼地开发建设。看着平潭日新月异，我真心佩服习总书记当年的发展思路与远见，若非他提出“旅游兴县”的战略构想，也许平潭至今“处在深闺无人识”。

上世纪90年代初，平潭是偏居一隅的落后县，是饱受风沙侵袭的“孤岛”，要谈开放开发何其难。

1991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国家旅游局和省、县旅游部门联合在平潭进行旅游资源普查和开发规划。次年12月，平潭风景区获批成为省级风景区。平潭旅游到底能不能发展？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由于长期处在海防前沿，岛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搞旅游，很多人在笑，也有一些人在骂，说肚子都吃不饱，搞农业、工业都来不及，搞什么旅游。

习近平让大家吃了“定心丸”。我至今完整保存着当年他就加快平潭旅游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记录。

第一次讲话，是1993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平潭调研座谈会上说：“旅游开发的连带效应是无限的。石头、沙滩、海（湖）水、阳光、林带等资源的最佳组合将变成巨大的财富。平潭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它的海貌风光有独到之处，是国内甚至世界上少有的，发展旅游业前景广阔。”他对平潭的干部说：“我们首先要提高认识，旅游业是平潭将来搞经济建设的一个特色。要爱惜、保护好旅游资源。其次要快马加鞭地制订岚岛旅游建设规划，全方位开放，引进外资、内资、群众集资共同开发，多腿走路，步子迈大些。”

1994年1月，平潭海坛风景名胜区列入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当年5月25日，习近平在市委、市政府平潭现场办公会上，就平潭的旅游开发再次提出要求：乘势而上，扎实工作，使宝贵的旅游资源兴县富民。他还特别强调，要开发和保护相结合。好的自然资源景观一旦被糟蹋了，用再多的资金也恢复不了。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对历史有交代。

在那之后的几年，平潭县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严打非法挖沙采石行为，修建了景点接驳公路，建设了景点配套设施。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了交通、通信、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1999年2月，我们收到建设部寄来的《关于提交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准备材料函》，其中全国28个国家级风景区获申报资格，平潭就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很激动，更加坚信，发展旅游，路走对了！

就在当年10月24日，在平潭调研座谈会上，时任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第三次对平潭旅游业发展提出要求。他说，旅游业对平潭来说既是现实的又是长远的课题，21世纪旅游业一定会越来越发达。要保护好我们现有的环境。一定不要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担当·闽台交流先行先试

“我们必须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从而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推动统一大业的进程。”

——1990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福州市对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两岸交流日，乡愁自解时；海峡有隔阻，不阻云彩飞。”

祖籍福建永春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一首《乡愁》道尽海峡东岸台湾同胞的绵长乡关之思。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80%的台湾同胞祖籍地在福建。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福建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关注台湾问题，关心台湾同胞。在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福建工作了17年半的习近平，始终倾力为之。他高度重视做好对台工作，不遗余力推动闽台交流合作、厚植两岸人民感情，努力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我本人在福建工作多年，现在想起那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有关台湾的事情，要经常会见台湾同胞，也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我离开福建到现在，始终关注着台海局势，期待两岸关系持续改善。”2013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这样回忆。

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侨引侨、以侨引台”等招商引资思路，带动福州开放型经济风生水起，为培育壮大汽车、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打下良好基础。

1999年，李登辉鼓吹“两国论”，其分裂祖国的言行，给两岸关系蒙上了阴影。当年8月10日，习近平被任命为福建省代省长的第二天，就在福州召开台商代表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闽台经济合作，不论两岸关系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切实依法保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并继续推动闽台人员往来，进一步扩大闽台各项交流。

与会台商代表深受鼓舞，表达了他们将在福建扎根发展、永续经营的决心。

座谈会后，习近平马不停蹄走访了福州马尾、闽侯、福清等地的大型台资企业，明确表示，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希望台资企业把这一信息转达给广大台商台胞朋友，福建省各级政府领导不但要深交老朋友，还要广交新朋友，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合作。

闽台近在咫尺，但一湾浅浅的海峡，曾是横亘在两岸同胞骨肉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下，习近平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方便两岸民众往来。1997年，福州、厦门港被指定为两岸直航试点港口并正式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两岸48年来没有商船直接往来的历史。

2001年1月2日，“小三通”破冰，厦门到金门、马尾到马祖的“两门”“两马”客运直航启动，从此拉开了闽台人员直接往来的序幕。

“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它有助于扩大两岸人民交往，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两岸关系。”在200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时任省长习近平说，“两岸合作交流是大势所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2008年，“大三通”实现，闽台海运直航、直接通邮和空运直航正式启动，为两岸关系发展史树立了里程碑。

2009年9月，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一年后，习近平来闽考察，要求实验区敢于先行先试、创新机制体制、完善发展规划，努力在两岸交流合作中走在前头。平潭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投资热土。

筑巢引凤+引凤筑巢

讲述者：吴金俤（时任福州市外经局局长、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

筑巢引凤，引凤筑巢。在对台经贸往来中，习近平非常重视软环境建设，悉心打造招商平台。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潮涌，加之“九二共识”达成带来的效应，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速，引进台资大幅增长。

但是，那时候大部分台商对大陆尚不熟悉，需要更多的沟通。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特别看重返乡台商的情谊，重要客商来的时候，他都是亲自接见，和他们交换对福州经济发展的看法，不少与他打过交道的台商都称赞他低调、亲和、愿意倾听。那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记得当时福州通往福清的主干道在修建，路况很差。有一回，一位台商在去福清的路上差点出交通事故。习近平得知后，立刻要求相关部门采取措施确保台商路上交通安全，同时让市政府派专人陪同，用心服务。

虽然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习近平在改善软环境上下功夫，强调要筑巢引凤，引了凤要筑巢。1994年6月21日，福州市台资企业现场办公会在鼓山镇召开，现场解决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当场宣布，在市外商投资企业领导小组中，专门建立对台经济工作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对台经济工作有关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类似的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台商投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当年，为了招商引资，我们经常参加外地的一些展会、寻找商机。1994年7月，习近平提出我们自己来办展。他谈了两点设想：一是招商展会不能搞形式，热闹几天就过了，要办就要常态化，拉长时间，搞个招商月，让投资方有充分的时间接触和洽谈；二是不要单纯办成福州的招商对接会，建成一个平台，同时邀请国内其他省会城市一起参加，既能聚人气，也能实现资源共享。当年10月，在习近平的直接推动下，首届“福州国际招商月”隆重举行，2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客商参会，前所未有的开放大平台吸引了全球目光。招商月期间，福州市共推出招商项目120个，其中重点投资领域和重点项目21个。

半年后，1995年4月，第二届招商月再次成功举行。从此，每年一届。1999年，福州国际招商月拓展、提升为“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即“海交会”），由此成为祖国大陆最早举办的海峡两岸经贸展会之一，一直延续至今。中华映管、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闽台重点合作项目都在这个平台上孕育而出。

助推台资项目持续发展

讲述者：张秋（时任闽侯县委书记、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等职）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抓住历史机遇，承接了第一波台资产业转移，通过招商平台吸引了中华汽车、冠捷电子、中华映管等台资企业，带动和培育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产业群，为福州此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这些重大台资投资项目顺利落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倾注心力，亲自关心和推动。海峡两岸汽车业合作的典范——东南汽车，在1995年8月签约，落户闽侯县青口镇。为了洽谈这个项目，仅1995年，习近平一年内三次会见台湾中华汽车客人。

1995年底，我从闽侯调任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调任前，习书记找我谈了话，要求加快开发区建设步伐，使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他还专门提到开发区里的一些台资项目，叮嘱要创造条件办好，发挥其牵动作用和示范作用。

当时，开发区里最举足轻重的台资项目无疑是中华映管。中华映管是在我省投资最早的大型台资企业之一，1994年初落地福州时，曾引起两岸轰动。那是一个总投资6.3亿美元的项目，在当年折合人民币约50亿元。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较之其他投资项目，就是个天文数字。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心里也没底。到底敢不敢接？习近平非常果断，他看好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也敏锐地判断这个项目将对福州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非常重视，亲自召开了多场协调会，考察了多个选址地点。最后，花落马尾，三条黑白显像管生产线相继投产。

然而，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却遇到了一些波折，中华映管原定的另两条彩管生产线一直迟迟未能如期落地。2001年2月，开发区专门向时任省长的习近平书面报告了相关情况，习近平当即作出批示：“反映的情况颇值思考，引进台资还要有紧迫感，关键要立即行动，重要之处在于把握脉搏，找到症结并对症下药，开好处方。”同时，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专题解决台资招商问题，并专题研究中华映管问题，提出有关研究方案。

相关各方随后积极行动，产生了良好效果。当年7月，华映决定调整2条生产线到福州，并把原计划次年动工的第五期2条生产线提前动工。我们把这一情况及时向习近平汇报后，他再次批示：要趁热打铁，尽早促成。

20多年来，中华映管在福建顺利发展，为福建电子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如今，电子信息产业成为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打造首个台企工业村

讲述者：陈齐云（福清洪宽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月19日是我们的“建村日”。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这一天，都有多家企业共同举行奠基典礼，可热闹了！那时候，大家提到洪宽工业村，都会说我们是“小台湾”“台湾村”。这话一点不假。

作为全国第一个以台资企业为主的工业村，洪宽赫赫有名，它是在习近平的直接推动下发展壮大的。洪宽工业村位于福清市阳下街道溪头村，是爱国侨领林文镜先生的故乡。当年，在洪宽工业村成立前，这里贫困落后，人均年收入只有100多元。资源有限，土地贫瘠，种庄稼没什么收入，年轻人也没地方去。上个世纪90年代初，林文镜返乡投资，建立了洪宽工业村，并确立了“以侨引台、以台促侨、侨台联合”的招商引资策略，此举得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的大力支持。

习近平一直关注、关心洪宽工业村的发展。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情印象很深刻。

第一件事，是首家台企的入驻。当年，林文镜通过亲戚找到两位台商，动员他们来洪宽村投资兴业。两人被福州良好的投资环境所打动，就来了，创办了宏茂塑料。这是首家入驻的台企。1990年10月，宏茂塑料动建厂房。习近平特地到场，与大家一起共同见证了奠基。宏茂塑料顺利入驻后，很快引来第二家台企——茂山制品。多年后，当年投资的台商感慨说：“当时，台湾尚未开放对大陆投资，到福清投资还是有很大风险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福清及福州市的开放意识和行动非常领先。”

第二件事，是1991年9月，村里有十几家企业共同举行奠基典礼，习近平又专程来参加了。当时，村里已经有20多家台企，包括制鞋、服装、刀具、拉链、塑胶制品等。习书记仔细调研，关心大家的发展情况，听取建议和要求，我们都很受鼓舞。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洪宽工业村如今成为福州市最具工业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入驻企业有102家，其中台企65家，占比63.7%；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78亿元，占福清工业总产值的22.2%；村民人均收入4万元。

共赢·互学互鉴沟通世界

“福建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在21世纪，这里的经济将有更大的发展，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将竭诚为前来投资的人士提供良好的服务，以更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人，以更开放的姿态迈向新世纪。”

——1999年9月，习近平会见参加第三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外贵宾时说。

拓海开洋，丝路帆远。

福建是著名侨乡，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长期以来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频繁，人文交往密切。

昔日众多闽籍乡亲正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旅居海外的1200多万闽籍华侨华人中，80%集中在东南亚；而东盟国家2000多万华侨华人中，有近1000万人祖籍福建。东南亚成为海外闽商最早的创业基地，也是福建人漂洋过海创造财富最集中的地方，涌现出一大批引领时代潮流的闽商。他们热心桑梓，为两地经贸往来积极牵线搭桥。

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积极推行“引进来”和“走出去”，努力打好“侨牌”。他重视与港澳台交流交往，开拓经济合作新领域；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密切与世界各大公司、知名友好人士的往来；还多次率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在异邦他乡开展经贸活动和科技、文化交流，介绍改革开放政策，为海外华人华侨传递乡情与友谊，坚定了他们回祖国大陆投资兴业的决心与信心。在良好的互动中，大家开拓了视野，深深感受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魅力与力量。

开放交流之中，保持对外经济、文化的吸收吐纳，寻求发展。习近平同时积极推动福州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与欧、美、日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缔结友好城市，互学互鉴、合作共赢，诠释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道理，见证了福建人民与世界人民的诚挚友谊，也传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东南亚的福建元素

讲述者：龚雄（时任福州市副市长）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掀起了华人华侨返乡投资热潮。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率代表团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除了经贸活动，他还特别注重人文交流活动。

作为随行人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出访。一次是1992年5月，赴新马港澳等地进行经贸考察，此行历时17天。每到一处，习近平详细介绍了福州市的投资环境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设想，探讨经贸合作的可能，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华人社团和著名企业家的热烈欢迎，广泛联络了海外乡亲，也扩大了福州对外宣传。那一趟，收获满满，签订了17个利用外商投资项目，引进外资额达20亿美元。

另一次是1993年的印尼之行。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和华侨林文镜陪同代表团一行去了印尼爪哇岛中爪哇省的商港和首府三宝垄参观。这座城市的名字，来源于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郑和小字“三保”，也称“三宝”，于明永乐年间抵爪哇岛中部的海港登陆上岸，开展和平贸易，进行友好交往。后来当地人为纪念郑和，就把他首次登陆的地方叫作三宝垄，并立庙祭祀。

参观时，习近平很感兴趣，也很感慨。他说，这些遗迹、传说和习俗，都反映了海外赤子对华夏的深情和热爱，也显示了当地人民对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的怀念和崇敬。

巧的是，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城里也建了一座中国式古庙——三宝庙，其历史同样跟郑和下西洋相关，成为中马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诗巫，那里也称“新福州”。100年前，闽清举人黄乃裳率千人到诗巫进行大规模垦荒活动，经过百年发展，诗巫成为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第三大城市。那里的福州十邑移民及其后裔，讲福州话、过福州传统民间节日，生活习惯一如在故土。

这几个地方，都给习近平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在闽工作期间多次出访东南亚，与海外华人华侨交流交往的经历，一定会让习近平更加深刻体会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力量！

《丝海梦寻》寻梦“海丝”

讲述者：吴玲红（原福建省歌舞剧院编导，《丝海箫音》主创人员之一）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确认了泉州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省里认为，这是宣传福建的契机，要求省歌舞剧院编一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舞剧。

那时，我是省歌舞剧院的一名编导，被邀请进入《丝海箫音》剧组，承担编舞的工作。1992年，舞剧推出后，反响很好，接连演出好几场。没想到，有一位重要观众，观看演出后一直惦记在心间，并在20多年后，促成了这出舞剧的改编。

这位重要的观众，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2014年5月，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召开。对峰会上表演的文艺节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能少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元素，建议筹备组进行补充。他还特地提到了，23年前，曾在福州看过舞剧《丝海箫音》。

很快，我们就接到了通知，以《丝海箫音》为母版，新编《丝路梦寻·海》，准备亮相上海“亚信峰会”。经过紧张排练，新剧以闽南风格浓郁的舞蹈语言、精美的舞蹈音画形式，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泉州在宋元时期云集各国使者与商贾，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的历史。2014年5月20日，《丝路梦寻·海》作为上海“亚信峰会”的开场歌舞，登上了国际舞台！

这场演出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战略。亚信峰会闭幕后，省里让我们在《丝海箫音》基础上，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重新创排了大型舞剧《丝海梦寻》。当年8月，《丝海梦寻》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随即，承载着文化交流使命，开启了“海丝”寻梦之旅！2015年2月和4月，《丝海梦寻》先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厅上演。这两年，港澳台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都留下了我们交流演出的身影。

习总书记说过，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确实如此。

跨越20余年的友城

讲述者：林孔章（时任福州市外办主任）

2015年9月，两个远隔重洋的港口城市，福州市和塔科马市，因为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故地重访”，吸引了世人的瞩目，一段横跨20余年的中美友城历史也引起人们的热议。

塔科马是华盛顿州第三大城市，也是美国西部港口城市，全球最大的25个集装箱港之一，木材加工、冶金铸造、造船、食品加工等产业较为发达，与福州产业互补性较强。

故事要从1993年讲起。当年10月6日，时任塔科马世贸中心执行董事的考妮到福州参加中美建筑博览会，向福州市政府转交了塔科马市长卡伦·韦尔勒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塔科马希望与福州缔结“姐妹城市”的愿望。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年底便访问了塔科马市，探讨两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可能性，也讨论了福州马尾港与塔科马港结为友好港口的愿景。双方都希望以港口业的合作为起点，深化交流交往。

与塔科马缔结友好城市的事情，习近平抓得很紧。经多次接洽，1994年11月16日，福州市同塔科马市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从正式商谈，到正式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协议，一共只用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在当时的福州对外交往史上，堪称“最快速度”。

和塔科马结好，福州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又一扇窗，加速了开放步伐，也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的福州、开放的福州。

20多年来，福州市出访团组30批133人次，塔科马市来访团组43批256人次，两市在经贸、文化、教育、体育等多领域合作频繁。

习近平的两次到访，也给塔科马带去了了解世界的窗口。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发表了讲话：“我一直高度重视中美地方合作。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发展得益于两国地方和人民支持，未来仍然要依靠地方、造福地方。”他说：“中美民众往来越频繁，两国友好的基础就越坚实，务实合作就越红火。”

暖心的鼓岭故事

讲述者：刘嘉水（时任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2年8月21日，习近平在福州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友人加德纳太太。她是应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邀请来访问的。

故事说起来有些渊源。加德纳太太的丈夫史密斯·加德纳是加州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曾随父母一起在福州居住十年，1911年10岁时迁回美国加州。童年时夏日在鼓岭上的快乐时光，成为加德纳的珍贵记忆。重返儿时的中国故园看看，成了他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奈何世事沧桑变化，心愿一直难了。直到1986年弥留之际，加德纳口中仍喃喃不绝地叨念着“KuLing”。加德纳太太经过数年寻觅，终于查清丈夫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福州的鼓岭。

1992年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留美学生钟翰写下的这个动人故事。习近平读后深为感动，当即决定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加德纳太太访问福州。当年8月，加德纳太太应邀来华。

习近平在会见加德纳太太的时候说：“福州对外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我们很珍重这样的友谊。令我感动的是，您先生在晚年仍对福州、对鼓岭这样地眷恋，我们请您来看看您先生终生想念的这个地方，并重叙友好。我们也希望这联系、这友谊能继续发展下去，让更多人从这发展中看到更多美好的东西。”

加德纳太太此行将珍藏多年、丈夫从中国带回加州的一对清代出产的福州脱胎漆花瓶赠送给福州。习近平代表福州回赠了一对现代脱胎漆花瓶、一套鼓岭画册风景照和一幅国画。

第二天，加德纳太太乘车抵达鼓岭，还见到加德纳小时候的中国伙伴，替加德纳重续了情谊。

加德纳太太说，加德纳的侄儿也是在中国出生。如果晚辈们也替祖辈父辈故地重游，与中国朋友的后人把盏言欢、共同种下代表友谊的柳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场景!

这个暖心的鼓岭故事，成为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2015年6月10日，以鼓岭故事为创作蓝本的音乐剧《啊！鼓岭》在福建大剧院举行首演，随后在全国30多个城市演出百余场，艺术再现了这段跨越了年代和国界的友谊佳话！

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福建，正借“一带一路”东风，风起帆张，全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书写开放发展的新篇章！

滴水穿石，功成不必在我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发展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发展篇：滴水穿石，功成不必在我 199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到福清市调研农业农村工作。（资料图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实现中国梦，靠的是发展，靠的是实干。

理念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新理念又引领、推动新发展新实践。正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抚今追昔，在福建工作期间，无论是在特区厦门、老区宁德、省会福州，还是在省委、省政府任职，习近平始终提倡“经济大合唱”，针对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思想理念，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实践。

“功成不必在我。”他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以“滴水穿石”的实干精神，为闽东摆脱贫困、振兴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他亲绘发展蓝图。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先后为厦门、福州绘制发展蓝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如今，两张宏伟蓝图已经变成现实。

他重视科技关怀人才。着力培育引领发展的创新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解决技术难题，让宁德大黄鱼“游”上餐桌，新大陆集团等一批创新企业不断涌现。

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国率先谋划和推进生态省建设，在世纪初以最严标准刮起“环保风暴”，让“绿色”成为福建发展最明亮的底色。

他始终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坚持发展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大力改造棚屋区，让群众住有所居，情系老区山区，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诚重劳轻，求深愿达。”

在喜迎党的十九大的日子，本报记者深入八闽大地，且行且看且听，追寻习近平总书记倾力抓发展，推动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攀登新高峰的故事。

实事求是，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

“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习近平《摆脱贫困·滴水穿石的启示》

“他不讲大话，总是从小事做起，一件一件做起。”时隔30多年，回忆起习近平在厦门，蔡景祥的印象是“务实、唯实”。

1985年6月，习近平调任厦门市副市长，刚开始分管农业。当时，蔡景祥担任同安县委书记，常陪同习近平上高山、下海岛，搞调研。

“习近平认为，当干部有三招：第一是认路，路都不懂你怎么办事？第二是认邻，多交朋友。第三就是认特点，哪个地方有什么特色、什么资源搞清楚，心中就有数了。所以，他的作风非常扎实。”蔡景祥说。

蔡景祥回忆：“我记得，第一次陪习近平在同安调研，他告诉我说这是他到厦门报到后的第5天，当时调研了2天。后来，又来了几次，而且还在山路上颠簸了快2个小时，去了当时非常偏远的莲花镇军营村和白交祠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习近平始终注重走群众路线，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88年6月底，习近平调任宁德地委书记。由于历史等原因，当时闽东相当落后，全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成了“黄金海岸的断裂带”。

对新上任的书记，闽东人民充满期待。一些干部群众希望，他能新官上任烧它“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

面对群众渴望改变的眼神，习近平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一头扎进闽东的山山水水进行调研，从认识闽东、熟悉闽东开始。

时隔29年，王凌对第一次见到习近平的印象依然深刻，当年他担任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习书记到宁德第二天，我突然接到地委办打来的电话，说叫我找一些介绍宁德情况的文字和录像资料，送给习书记。我赶紧找了些资料送过去，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实事求是，爱学习。”王凌回忆说。

当年7月初，习近平就带领地委行署一班人，深入全区9个县，开展为期近1个月的调查研究，并形成了到闽东后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

从实际出发，习近平对闽东的发展有了清醒的思考：当时闽东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的条件，不能一味地谋求超常规发展，而应当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回忆起在宁德的工作，习近平曾表示：“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

习近平提出了“弱鸟先飞”的辩证法。“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在2017年2月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中，习近平回忆。

在深入调研、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先后撰写了《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文章，进一步理清了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路——“关键在于农业、工业两个轮子怎么转”。

针对当时闽东以农业为主的实际，他认为，闽东穷在“农”上，富也要着眼于“农”。而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没有大前途。因此，必须抓大农业。

对于如何发展工业，他提出：“闽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工业上主要是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两者一手抓，不可偏废。看准效益了，速度还是加快好些，这样闽东才能尽快缩小同其他城市的差距。没有好效益的，一个项目也不能上，特别要注意绝不能为了出政绩而盲目上项目。这是短期行为。”

弱鸟如何先飞？习近平特别推崇“滴水穿石”的精神：“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

“习近平同志上任后，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有搞形象工程，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做打基础的工作。宁德的事慢不得，也急不得。对当时人民热议的种种设想，习书记从实际出发泼了点‘冷水’，他说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但他又积极谋划，做好准备工作，他说将来时机成熟了，是可以大干一番。”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道。

习近平提出的闽东发展路径，既实事求是，使闽东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又凝聚人心，振奋士气。习近平调离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经过多年奋斗，闽东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福州市及省里工作后，习近平依然坚持求真务实，着眼长远打基础，乘势而上抓发展，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透支未来、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勇于担当，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发展篇：滴水穿石，功成不必在我 　201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为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启动金钥匙。（资料图片）

两座城市，两张蓝图

“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事业，在其发展进程中，许多重大问题要从长计议、慎于决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过程中产生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

——习近平《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序言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他极为重视战略规划对推动区域发展的引领作用，强调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他踏足福建工作的第一站——厦门，就是如此。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作出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1985年6月，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但对自由港到底有哪些政策、怎么搞，大家并不是很清楚。为此，厦门市委、市政府确定，组织一班人马专门来研究，由时任副市长习近平牵头。

如今已年逾八旬的郑金沐因此与习近平有了很多交集。“当时成立了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习近平副市长领导这项工作，我当时是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这个办公室主任。”郑金沐回忆说。

郑金沐介绍，从1986年8月开始，他们组织了中国社科院、厦门大学等机构的100多名专家教授和实际工作者，围绕“加强对台联系、促进国家统一”和“逐步实施自由港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两个基本战略思想，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

历时1年半，课题组完成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报告，以及21个专题报告。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当时评价：“这个发展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功成不必在我”。

1990年4月，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他依然立足当下，瞩目未来。

“今天，我们是站在创造未来的源头上，就应当树立超前的意识，做时代的弄潮人。”在《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序言中，习近平这样写道。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神州大地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福州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如何再立潮头领风骚？

199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代表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些深层次的探讨，研究20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

为此，习近平亲自担任总指导，专门成立课题组开展福州市发展战略研究。“习书记对规划非常重视，几乎每件大事都要先做规划。他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而是非常注重充分调研和论证，做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任赵汝棋回忆说。

1627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了367篇调研报告；先后开了数十场不同类型的征求意见会；分赴广东、海南、上海等地考察，学习取经；在媒体上开辟“怎样赶上亚洲‘四小龙’”专栏，集思广益……

“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几经商榷，十易其稿，终成定稿。1992年11月，《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福州市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审议通过，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蓝图，也正是现在福州人引以为豪的“3820”工程：

——用3年时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

——力争用8年时间，使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平等主要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

——用20年时间，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

正是有了“3820”工程等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宏伟战略指引，上世纪90年代，福州实现历史性大发展。“八五”期间（1991—1995年），福州GDP接连跨过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1995年突破5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20多年后，昔日“纸褙福州城”，今朝繁华新闽都，福州市民对福州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无不感慨万千。

作为“3820”工程的参与和见证者，赵汝棋更是深有感触：“我们对照数据就能发现，当年制订的战略目标不但如期实现，而且与实际发展基本吻合。这说明‘3820’战略构想是科学可行、富有前瞻性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发展篇：滴水穿石，功成不必在我 198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宁德地委书记）到宁德地区柘荣县毛纺企业调研。（资料图片）

依靠科技，大黄鱼“游”上餐桌

　“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需求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内在因素。”

——1990年习近平在福州“科技兴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宁德三都澳的茫茫海域，渔民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这片壮阔的“海上浮城”上，渔排交织、网箱罗列，绵延数十平方公里，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基地。

很多人并不知道，一度濒危的珍贵鱼种闽东大黄鱼，正因为1991年人工养殖获得成功，才能源源不断地“游”上餐桌，成为我国最大养殖规模的海水鱼和八大优势出口养殖水产品之一，带动诸多相关产业发展，闽东大黄鱼经济得以延续。

这与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的关心和推动有很大关系。

“习书记对宁德发展海水养殖的思路十分清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回首过去，今年77岁、2014年初才正式退休的“大黄鱼之父”刘家富仍倍感振奋。

1988年6月，习近平调任宁德，当时闽东地区以“农林渔”为主，他对如何以科技提升第一产业发展水平非常关注。

宁德是“大黄鱼之乡”，具有大黄鱼在此地产卵的独特优势。然而，野生大黄鱼毕竟有限，大黄鱼如果想常吃常有，唯一的路径就是发展人工养殖，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还没人涉足这一领域。

1985年开始担任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的刘家富，致力于研究大黄鱼人工养殖多年，但遇到不少困难。当时，很多人对人工养殖大黄鱼有没有价值、能不能搞成，还存在不少争议。1987年后，站里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经费严重短缺等难题，面临半途而废的危险。

困境之下，刘家富想到了向当地党委政府求助。1988年12月1日，他写成《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报告》，提出了闽东海域石斑鱼等珍贵海水鱼类的资源保护、大黄鱼人工养殖技术开发等问题，以及他在这些方面的思考。

刘家富将报告寄给宁德地委，习近平得悉后十分重视，在报告上批示：“应把网箱养殖珍贵海鱼当作星火计划发展，并争取上级和海外投资。”他还提出，要集中资源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大黄鱼不能人工养殖的问题。

有了习书记的支持鼓励，刘家富主持的大黄鱼人工育苗量产及其养殖应用技术研究于1990年顺利完成。此后，由省科委上报国家科委，1991年7月，大黄鱼网箱养殖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委农业“星火计划”专项贷款。经科技人员不断攻关，大黄鱼人工养殖成功，推进了产业化，大大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

此后，大黄鱼成为我国最大规模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宁德也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大黄鱼原种场。目前，全国80%以上的大黄鱼产自宁德，年产值超过60亿元；“宁德大黄鱼”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不仅是大黄鱼，对靠海的宁德如何依靠科技做好“海的文章”，习近平也十分关心。

1989年8月，习近平在宁德地区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会议上强调指出：“山海资源开发要向深度、广度进军。地区要研究一些鼓励山海资源开发的政策。”在他的推动下，全区渔业加工生产势头强劲，以对虾为拳头产品的海产品加工带动整个加工业的发展，成为闽东大宗出口商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宁德的渔业加工从几十个小型加工作坊发展到现在300多家企业，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宁德水产品源源不断销往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扶持人才，创业创新活力迸发

“必须做到‘知、举、用、待、育’五个字，环环相扣，既要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又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

——1991年9月13日，习近平在《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念好新时期的“人才经”》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正因为科技创新在习近平心中分量很重，因而，他对科技人才、创新企业格外“高看一眼”。

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上世纪90年代，一支科技团队在习近平的关心支持下，创业创新，开辟“新大陆”，最终成长为福建乃至全国的高科技龙头企业——新大陆科技集团。

1994年1月，因为体制机制不顺，新大陆现任董事长胡钢、总裁王晶等科技人才，离开了第一次创业的企业，从零起步开始二次创业。

草创阶段，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当时，我们非常苦恼，特别希望听听习书记的建议。于是，我就拨通了市委工作人员的电话，希望能在方便的时候找习书记作个汇报。当天下午，工作人员就回了电话，习书记约我们晚上去谈一谈。”王晶说。

“在习书记的办公室，我和胡钢把‘想创业并坚持办实业’的想法说了，他非常赞赏。习书记说科技创新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如果有难题，随时会全力支持。”王晶回忆。

关键时刻的鼓励和支持，更加坚定了新大陆人创业创新的信心，开启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此后，新大陆渐渐“长大”。

2001年5月，新大陆科技园在位于马尾的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时任省长习近平发来贺信，希望新大陆“把科技园建成福建省一流的科技城，把新大陆建成国内高水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

20多年，栉风沐雨，爱拼敢赢。秉持“科技创新、实业报国”理念的新大陆，已成长为横跨物联网、数字电视通信、环保科技多个领域的综合性高科技产业集团，二维码、环保紫外C消毒等核心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时隔十多年，新大陆创业创新再次得到习近平的关注。

2014年11月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考察。他详细听介绍、看产品、问市场、观实验，重点了解企业自主创新情况。他肯定企业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创业创新故事，希望他们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占领国际市场。

看到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十分高兴。他感慨地说，20年前，你们和我谈创业理念时候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看到企业从小到大，成长为综合高技术企业，今天身临其境，感慨颇多。这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我们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习总书记再次到新大陆考察，让我们深受鼓舞。我们会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实业报国’的发展道路，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王晶说。

对本土科技人才关心扶持，对外来人才也是“海纳百川”，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每年以上千人的速度引进各类人才，不拘一格引人才，大胆挖潜用人才。福州市科技园区“一区三园”（洪山科技园、仓山科技园、马尾科技园）因为各类人才汇集，发展红红火火。

当年，正是在这些科技人才的引领下，福州科技兴市屡创佳绩。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1995年，福州市共登记科技成果526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4项，属国内首创或国内领先水平149项。实达电脑、新世纪数据等一批创新企业，在当时引人注目。199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500.26亿元，科技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7.7%。

科技，成为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福州的一抹亮色。1992年，国家科委正式授予福州市科技园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称号。1995年，福州市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被国家科委定为国家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

担任福建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之后，习近平对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的重视一如既往。2000年，为更好地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福建成立了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时任省长习近平担任组长。

2000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努力形成有利于人才培育和引进的新机制，促进各类优秀人才流动的柔性化、自主化，实现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构建福建跨世纪人才新高地。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到2002年底，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单位有1069家，总产值1063.19亿元；增加值294.04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3％，比全国的平均水平约高2个百分点。

全国率先，谋划生态省建设

“面对新世纪发展新形势和资源环境面临的巨大压力，要求我省创新发展思路，通过以建设生态省为载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维护生态良性循环，保障生态安全，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最终实现我省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论证会上的讲话

福建山川秀美，森林覆盖率长期位居全国首位，水、空气质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清新福建”总是任人呼吸。

蓝天碧水青山，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令人艳羡。

饮水思源。这一切正是源自十多年前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高瞻远瞩，为福建擘画的建设生态省的宏伟蓝图。

世纪之交，福建面临转型之痛：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使GDP连续20多年保持年均13%以上增速的福建，速度急刹；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发展中伴生的污染问题，让这个人均耕地全国最少、自然灾害频发的沿海省份，面临空前的环境承载压力。

下一步发展怎么走？面对发展新形势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如何强省富民，需要更深沉的思考，需要创新发展思路。

“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使八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2000年，习近平及时、清醒地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号召。

正是循着这样的理念，习近平纵览全局，俯察大势，提出“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为福建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

2001年，省政府成立习近平任组长的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开始了福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调查。

2002年1月23日，习近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建设‘生态省’，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是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是一项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的宏大工程，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积极推进。”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也提上日程。

“当时不少人连生态是什么都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搞生态建设会影响经济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我省提出生态省建设，是相当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性的。”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曾参与福建生态省建设前期调研的专家王开明说。

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尽管福建取得年均13%以上的GDP增长，但此前由于两岸对峙、国家投入极少，到2000年福建GDP总量仍不足4000亿元、财政总收入不到370亿元。

“以这样不算雄厚的实力制定如此宏大的战略规划，的确显示了决策层对生态建设的远见卓识。”时任福建省社科院院长、曾参与生态省规划纲要设计的专家严正说。

纲要编制过程，则体现了习近平一贯保持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求真务实的风格。

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起草文本。“加快生态省建设步伐”列为2002年省政府重点调研课题，由习近平担任课题指导；根据省政府部署，省直有关部门完成14个专题的调研后，由当时的省计委牵头组织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一方面，集思广益，扩大社会参与度。省政府委托省计委向省内外各界征集对福建生态省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相关启事在《福建日报》头版刊出，以进一步修改完善《纲要》。

再者，激荡头脑风暴，听取专家建议意见。而这正来自习近平担任省长时的一个决策创新之举。

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伊始，习近平就提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福建省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顾问团，请各行各业专家为福建发展出谋划策。这些专家大多活跃在理论和实践一线，敢想敢做，他们每年都会向省政府建言献策，习近平也会经常邀请他们参加会议讨论。

2002年6月6日，福建省政府专门召开专家咨询会，就《纲要》的编制向来自北京、上海的部分省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生态环境专家咨询意见。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柯金良、同济大学陈秉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象枢教授等专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最终，《纲要》十易其稿，广泛采纳了社会各界的意见。

2002年7月3日，五年一次的全省环保大会召开。习近平指出：“加快发展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要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经济增长了，人们手中的钱多了，但呼吸的空气是不新鲜的、喝的水是不干净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那样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人民群众所希望的。”

正是在这次环保大会上，首次明确了生态省建设的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建设生态省的总体目标是：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2002年8月25日，习近平带着《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北上，参加国家环保总局与福建省政府联合召开的论证会，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参会。当天是周日，但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讨论恳切，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千秋大业、关乎子孙后代的大课题。

福建日报记者刘国军全程参与了此次会议的报道。时隔15年，他还记得这次论证会留给他的“高新实”印象：

这次论证会层次很高，不仅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省政府一把手参加，而且还请来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校的17位专家，其中8位是院士，充分体现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这次论证会话题很新，很多观点都具有前瞻性。这是一场关于绿色的对话，“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湿地修复”“生态经济学”等新词目不暇接。这些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在当时人们还似懂非懂，不是太了解它们的内涵。

这次论证会会风务实，是一次充满科学精神的“绿色对话”。解振华等人诚恳地分析，习近平认真倾听，走笔如飞地记录；学者们严谨缜密地质疑、建言。

在论证会上，习近平如数家珍地介绍了福建的青山秀水，深入阐述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的内涵、意义。他还结合自身经历动情地说：“我曾在西部生活过多年，深知环境恶化的灾害。拥有秀美山川而不知道珍惜，无疑是暴殄天物！”

专家们热忱倾听、认真审议，最后一致同意通过《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评审。此后，福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

2004年底，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出台，提出要在20年内，总投资至少达700亿元，完成以生态农业、生态效益型工业、生态旅游和绿色消费为基础的生态效益型经济等六大体系建设。

在推进生态省建设过程中，闽西长汀得到了习近平的格外关注。“五次调研、四次批示”，习近平给力长汀县从“火焰山”蝶变为“花果山”。

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老区人民接力奋战，但治理之路异常艰辛。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曾五次到长汀调研、两次作出批示，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2000年2月，“开展以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为全省15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确定每年由省级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连续10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都被列为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治理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依然牵挂着。2011年12月和2012年1月，习近平在相关报道和调研报告上，两次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滴水穿石，人一我十。三十多年勠力攻坚，长汀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62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近10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986年的59.8%提高到现在的79.4%，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

闽山闽水寄深情。2012年3月，习近平在京看望参加全国“两会”的福建代表团时，再次殷切嘱咐：“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牢记嘱托，接力传承，因时而新，福建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绿色成为福建发展最亮的底色，“清新福建”成为福建的金字招牌。2014年，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6年，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最严标准，刮起“环保风暴”

“21世纪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纪，这就是未来经济的特点，我们要找差距。现在的经济竞争力，主要表现在环境竞争力上，表现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2000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福建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达标暨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如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时刮起的“环保风暴”，人们已经不再陌生。因为，全社会一个共识正在形成：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

时间回溯到本世纪初，那时福建也刮起了“环保风暴”。在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还不深的情况下，这场“风暴”令人震撼，至今难以忘怀。

这场“环保风暴”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刮”起来的，这得从17年前的一场高规格会议说起——2000年5月1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达标暨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涉及96家企业。

这个会是因时而开的，形势紧迫。通过全面整治闽江水污染、闽南建陶业烟尘污染等，全省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初步得到控制。但是，环境状况总体上仍不容乐观，当时距离全面实现“一控双达标”目标只有7个月，而剩下的任务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特意请96家企业来开会，是因为他们重任在肩。96家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只占全省工业污染企业数的2.04%，但废水排放量却占总量的60.77%，废气排放量占57.13%。

“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作部署会，但是习近平省长在许多地方脱稿发言，传递了他的许多新理念，发人深省。”虽然过去了17年，时至今日，参加这场会议的时任福建省环保局规划财务处负责人、现任福建省发改委总规划师林向东仍记忆犹新。

习近平在会上说：“21世纪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纪，这就是未来经济的特点，我们要找差距。现在的经济竞争力，主要表现在环境竞争力上，表现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当时，整个社会对生态、环保还不够重视。他提出这样的论断，非常具有前瞻性，给参会者留下深刻印象。”林向东回忆说，在会上，习近平还一再强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有的项目很大，投入也很大，也会形成我们今后的一个增长点，形成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这个项目可能对海域造成污染，还会影响大气环境，就不能上。他设定项目的一个前提，即只要有污染的，一概不讨论。

对于污染严重、效益低下、能耗物耗高的项目，习近平称之为“夕阳工业”，强调要严把审批关。“在审批环节，一定要抓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这是现在我们最为严格的一条标准。各级审批部门，不要开任何特殊的口子。无论引进的是什么项目，只要是污染环境的，我们一律是拒绝的。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在21世纪应该高标准地从严执行。”

他还提到了“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的例子。福州市的第一水源是闽江，但是以化工、造纸行业为主的废水污染，威胁到闽江水质，因此，上世纪末，福州开辟了第二水源，取敖江之水。然而，由于一些地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敖江流域石板材产业产生废水污染，又直接危及第二水源。

“之所以开辟第二水源，就是因为第一水源闽江水质面临挑战，现在不要把第二饮用水源搞成比第一饮用水源污染更严重，否则那是劳民伤财啊。”习近平严厉告诫，“为了一点税收，造成人们生命、健康的损失，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因为习近平的严格要求，还有一些缺席者被找来“重点补课”。

习近平开宗明义：“这次会议很重要，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个抓落实的会议。我们还计划开个全省环保工作会议，那个会可能管的时间更长一些，内涵更丰富一些。但是没有这样的具体落实，那样的会开多少也没有用。所以，首先要开好这样的会，把年度的任务抓在手里，认真地加以落实，而且要和责任制联系在一起。”

当天会议原本要求96家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的法人代表到会，但23名法人代表没有到会，只是派了企业有关人员参加。因此，习近平严肃提出：“今天没有来的，要重点进行补课。”

5月20日下午，缺会的重点工业污染企业的法人代表，集中在省环保局五楼会议室统一补课，补课的内容正是十天前会议的精神。

求实务实，狠抓落实，是习近平的一贯作风，在厦门、宁德、福州和省里工作时，都是如此。

“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个人有个习惯，不说则已，说了就要过问到底，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不如不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既然提出这件事，就要办成这件事，办好这件事。”时任福州市委办主任郭永灿翻出当年的工作笔记本，向记者回忆。

言出必行，行必有果。

此后，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严肃查处，仅2001年就有659件环境违法案件和138名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209家企业、单位被取缔、关闭，98家企业和单位被责令停产治理整顿。

污染必须治理，达标才有出路，成了许多企业的共识。2000年初，由于原有的环保设施无法满足生产和发展的要求，南平天元化纤有限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省政府限期治理任务，南平市政府决定让公司停产治理整顿，环保设施完善后方能投入生产。

这一决定犹如晴天霹雳，在1000多名员工头顶炸响。

南纤公司先后召开董事会扩大会、总经理现场办公会、职工代表大会、全体员工动员大会。结果出来了，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为了“一控双达标”，生存靠自救。为了生存，1000多名员工集资400多万元生产自救，仅用于污水处理工程就达200多万元。南纤公司污水处理工程终于顺利通过省、市环保局检查验收。

截至2002年4月底，福建省列入考核的4695家工业污染企业有89.2%实现达标排放，超额完成了国家和省政府下达的工业污染企业达标的任务。列入考核的6个城市中，环境空气和地面水环境质量按期达标。

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理念，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念兹在兹，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越雷池一步”，不能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生态福建，接力传承。十多年来，福建坚守生态保护红线，走出了一条经济增长和碧水蓝天相伴的康庄大道。水、空气等生态指标持续领先全国；2016年，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65.95%，继续位居全国首位；厦门、福州空气质量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分别排名第4、5位，令人羡慕。

“雪中送炭”，情暖棚屋区

“我们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2000年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历史、城市建设等原因，福州市城区有不少棚屋区，居民生活条件恶劣。

棚屋区居民住的大多是木板房，夏天热得像桑拿房，必须不时往墙上泼水来降温；冬天又四处透风，要层层糊报纸御寒。居民们形容“下雨就漏，见风就响，见火就燃”。福州，因而得名“纸禙福州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市大力推进棚屋区改造工程，不断改善居住条件。不过，由于多种原因，到本世纪初，城区还存在不少棚屋区，成为日新月异的城市亟待消除的“灯下黑”。

棚屋区群众的居住条件何时能改善？这是习近平始终记挂的一件事，在省长任上还倾力关心、推动。

台江区苍霞社区一带，原来就是典型的棚屋区。时隔多年，时任苍霞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永辉这样说：“我当时最怕听到消防救火车的呼呼的叫声，一叫我就担心是不是苍霞棚屋又着火了。连片的棚屋区，一家烧起来就是一整片烧起来啊！”

2000年7月2日，烈日当空，时任省长习近平没打招呼，来到了苍霞社区棚屋区。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特别热，习省长又是在下午两点左右最热的时候来的。当时的街巷，窄得连车子都开不进来，他就带着大家下车步行，走得满头是汗。”陈永辉回忆。

“非常时间”，更能体会群众冷暖。习近平说：“我们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来看，才能真正体会到住棚屋区群众的困难和疾苦。”

正义路27号是一幢二层木屋，130多平方米的屋里住着7户27口人，房屋年久失修，旧板横斜。以帮人宰杀鸭子为业的唐庆旺正在院里忙碌。“省长就笑着朝我走来，让我带他到家里看看。”他回忆说。

当时，老唐一家三口是典型的蜗居状态。8平方米的房子，既当客厅又当卧室，年幼的儿子只能住在搭建的阁楼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在那么小的房子里挤着住了那么久。”老唐感慨地说，“当时我们多么渴望有个新的大的房子啊！我们愿望不高，我们这一代就算了，我们的下一代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

老唐回忆说：“省长本来想爬到阁楼上去看看，但他身材高大，很难上去，就在梯子下跟我谈。”在狭小闷热、如同蒸笼一样的木板房里，习近平详细地询问了老唐一家的生活情况。不一会儿，所有人都是大汗淋漓。

出来之后，习近平问身边的领导干部：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在最热的天、这个时候来棚屋区调研吗？在场的领导，有谁，有谁的直系亲戚住在这样的棚屋区里的？现场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习近平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是想让大家亲身体验一下群众的疾苦，加快棚屋区改造的步伐。

在随后召开的棚屋区居民座谈会上，八十高龄的杨声锵老大爷热泪盈眶地说：“衣食住行是人生四件大事，党和政府为我们解决了三件，现在，又要为我们解决第四件，我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面对父老乡亲热切期盼的眼神，习近平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些生活条件困难的群众。改造棚屋区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一定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原则，多听意见，集思广益，择其善者而从之。”

临走时，他对参加座谈会的居民代表说：“请给群众捎个话，政府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盼，把好事办好。”

在棚屋区改造指挥部召开的棚屋区改造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说，“安居”是群众生活的基本要求，安居才能乐业。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成片的棚屋区、“架子房”。我们的政府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将心比心，我们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把钱用在急群众所需上。

习近平调研后第八天，7月10日，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当年8月底，苍霞社区共3441户涉及近万人的动迁工作全部完成。

当年10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又挥师南下，改造仓山区上渡等地的棚屋区，仅一个月时间，上渡一期棚改的3531户拆迁户全部搬迁完毕，没有一户上访，创下了福州市旧城改造动迁史上进度最快的纪录。

2001年5月1日，苍霞棚屋区回迁安置的所有楼房全部竣工。5月23日，习近平再次深入苍霞社区察看棚屋区改造工程。一年之后重返故地，看到以往的旧房破屋已被拔地而起的崭新住宅楼所取代，习近平十分高兴。他说，我们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实惠，感受到温暖，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困难的事情帮起。

当年8月17日，老唐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新房钥匙。新房子60平方米，总价10万元，他凑了7万元，贷款3万元，月供500元。看着窗明几净的宽敞房子，他激动万分。“这可是当时全福州最好的房子。住了一辈子棚屋，没想到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而且是有自己产权的。”回首往事，老唐眼眶湿润。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在福建工作期间，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直是习近平坚定的立场和情怀。

他始终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带领人民向着美好生活坚实迈进。“饮水思源，勿忘老区”，他亲自组织实施“五通”工程建设，加快福建老区建设和发展；推动造福工程、连家船民上岸、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等一系列民心工程建设，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百姓，引领全体人民奔向共同富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解决‘桥’与‘路’的问题。”1989年1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访谈后来以《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题，收入《摆脱贫困》书中。

习近平说，“桥”，即搭桥，为群众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架设桥梁。至于“路”，就是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既“搭桥”又“修路”，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实干精神，推动厦门、宁德、福州以及福建发展迈上一个个新台阶，也为新时期福建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只要一想起福建，八闽大地历历在目，就像一幅生动的画。”2014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福建考察，他这样表达着对闽山闽水的一片眷念。

为福建的灿烂未来而期盼，他深情寄语：要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牢记总书记嘱托，八闽儿女正抢抓多区叠加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在追寻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续写华章！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200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到挂钩帮扶点南平市政和县调研。（资料图片）

东南网8月25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吴美章 郑璜 黄琳斌）

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这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宣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和巨变：

短短4年，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未来3年，还将有4335万人脱贫，实现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

从未忘却，始终如一。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中的这些话，八闽百姓感同身受：

在宁德，他将脱贫作为工作主线，致力于摆脱贫困；

在福州，他奋力推动本区域脱贫致富工作，着力开展山海协作，结对帮扶贫困地区；

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紧抓扶贫不松手，以“脱贫致富奔小康”统揽全省农村工作，全力推动“造福工程”、山海协作，关心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亲自推动解决“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筑起“闽宁一家亲”的坚固基石；

到了中央以后，他依然挂念福建扶贫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脱贫攻坚承上启下、全面突破的关键之年，八闽儿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17年半时间里的扶贫探索与实践，倍感温暖，倍增责任，信心迸发，力量迸发。

一、不忘初心，情系扶贫——始终不渝的责任情怀

“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

——习近平《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

1988年，习近平从经济特区厦门调往全省经济排行最末的宁德，担任地委书记。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敏锐地提出，当时的闽东，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的条件，应当把以解决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闽东2年，他对“摆脱贫困”孜孜以求，一刻不放松。

到了省会福州，习近平没有减少对脱贫工作的关注。1994年6月，他到郊区（现为晋安区）调研时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平原地区发展了，不能忘记落后地区，不能出现“灯下黑”的问题。

调任省委工作后，习近平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并先后担任省委农村小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先后用了50多天时间，走遍全省9个地（市），到42个不同类型的县（市、区）、60多个乡镇、80多个建制村和企业，召开了80多场干部群众座谈会，走访了一批农户，对各地农村小康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多次召开省直有关部门座谈会，走访农口各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向省委提交了一份近万字的调研报告，对扎扎实实推进农村小康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他在调研报告中说，扶贫攻坚和奔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两个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任务。把扶贫攻坚纳入小康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扶贫开发新局面。

面对已经进入“倒计时”攻坚阶段的奔小康工作，1997年春，习近平先后到宁德南平三明等县区调研时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发动群众，铁心拼搏。”“各级各部门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高不可攀；二是认为轻而易举。”

1997年6月，他到闽清调研时指出：“各级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真扶贫，扶真贫，实实在在地奔小康，千万不可弄虚作假、把好事办歪。”

1997年底，福建提前三年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任务，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清醒地看到，大部分地方的小康只是初始阶段，刚跨入小康门坎，离宽裕型小康的跨度还很大。虽然基本清除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

1999年6月，习近平到闽东老区基点村少数民族村调研时强调，各级领导决不能因为贫困户的比例小了，就降低扶贫攻坚力度；决不能因为农民纯收入“人均”数较高，就忽视了“人均”以下的贫困户、困难户；决不能因为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就可以松一口气。一定要继续贯彻农村工作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小康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西北边陲到云贵山区，总书记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全国最贫困的地区。

“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誓言背后，是习总书记那份不变的大爱无疆、心系苍生的扶贫情结。

“他在闽东全身心投入脱贫工作”

“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习近平不到16岁就到陕北梁家河插队7年，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梁家河经历让他立志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改善贫困群众生活。在闽东工作期间，他不但坚定了这一志向，而且付之系统的实践探索。

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回忆——

宁德那个时候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被人说成东部沿海“黄金断裂带”。

习近平到任宁德不久，就带着我们几位地区领导，走遍了闽东9县，明确提出将脱贫作为闽东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后来，他将对宁德工作的总结，整理成书，书名就叫《摆脱贫困》。

当时，干部群众早日脱贫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希望一下子抱几个“金娃娃”，上些大项目，改变落后面貌，他却给我们“泼冷水”。

在他看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宁德需要的是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找准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

这些思路，既贴合闽东实际，实事求是，使闽东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又凝聚人心，振奋士气。它们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习近平在基层的深入调研。

而“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下党之行，更是让习近平过了20多年还难以忘怀。2014年3月，他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仍然深情忆及当年在福建寿宁下党乡的调研往事。

下党乡，被称为寿宁县的“西伯利亚”。1989年6月，时任乡党委书记杨奕周在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时，站起来“放炮”：对贫困地区，上级要关心，要扶贫。习近平当场跟他约定，一定要去下党一趟。

不到一个月后的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就带领我们地直和寿宁县相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去下党乡现场办公。

杨奕周拿着柴刀走在前面，我们头戴草帽，脖上挂着毛巾，每个人拿个竹竿、木棍当手杖，跟在后面。大家顶着烈日，走上一段缓口气，汗水像泉水一样冒出来，衣服湿透了一次又一次，走了2个多小时山路，中午才到下党村。

下党之行，让习近平记住了下党之苦：村民怕养大猪，都是深山，抬不出去；小贩们进山不敢挑液体货物，不少村民连酱油都没见过……

第二天在寿宁县政府召开现场办公会，习近平当场拍板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

1989年7月26日和1996年8月7日，他又2次到下党，协调解决当地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习近平在宁德工作一年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特困乡，他去了3个。

1990年4月，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们在基层交接，选择的地点是他的扶贫挂钩县福安和全区最边远最贫困的寿宁县。两天时间里，轻装简行，清茶一杯，便饭一餐，不搞迎来送往请客送礼，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

在宁德提出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到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构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与人大代表讨论时再度强调，当前脱贫工作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满满的为民情怀，是习近平不变的初心。

“他几乎跑遍了闽东的山山水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路子明确了，关键在于行动。正如《摆脱贫困·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写道：“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

时任《闽东日报》社总编辑王绍据回忆——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习总书记还能一眼认出我来。

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人民网演播室，与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村民视频连线，我们就这样再见面了。总书记对我说：“记得当年我们共同下乡的情况。”

正是因为赤溪，我对习总书记的扶贫情怀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1984年，我还只是福鼎县委报道组的一员，把赤溪村的贫穷落后写成一篇读者来信，《人民日报》头版给刊登出来了。后来《闽东报》（现为《闽东日报》）复刊，我担任总编辑。

就像连线时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当时我们下乡还是比较深入的。那个时候，为了闽东及早摆脱贫困，习书记几乎跑遍了闽东的山山水水，真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不遗余力。

闽东路况差，大家挤在一部老爷车上，上下颠簸，有时下车后都直不起腰。车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走的是荆棘密布的乡间小道，暑天里走，雨天里走，走得汗流浃背，脚板起泡。

尽管过程辛苦、任务繁重，但成效还是显著的。1990年，他离开闽东到福州赴任时，《人民日报》恰好有一篇报道：闽东脱离贫困线。他只用2年的时间，就让闽东基本摆脱了贫困，拥有了温饱。他以实际行动给全体干部与群众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由此获得了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

对扶贫，他是认定目标，身体力行，锲而不舍，矢志不移。

我还记得1998年4月陪同当时已是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到霞浦调研连家船民搬迁的一幕。

那时还没到夏天，但天气已经有点热了，我们进到一艘连家船上，船舱高一米左右，很局促。我是少数跟他上船的人之一，待了十几分钟就开始冒汗。习书记个子高大，他穿的长袖衬衫湿透了，还是耐心问完所有问题，那绝不是客套的寒暄。

这种深入基层、持之以恒的作风，并没有因为他工作地点的变化和职务的升迁而变化。他当了总书记后，到湖南考察，有湘西十八洞村之行，他一贯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因此，他才能清楚基层情况，了解百姓心声，对摆脱贫困的路径，才能越来越清晰。

“他说忘记老区苏区，就是忘本”

全省基本实现小康后，习近平一再强调要牢固树立扶贫开发长期作战的思想，着重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仍然滞后的老区苏区，一定要动真情、生激情，实实在在为他们办点实事、好事。

时任省老区办主任吴连田回忆——

福建是著名老区。习近平经常跟我们讲：“忘记老区和苏区，就是忘本。”“饮水思源，勿忘老区。”“多到老区村走走。”

他语重心长，更言行一致。他先后19次到闽西，看望老红军和军烈属，推动老区加快发展。

1999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省委、省政府决定在2年内基本解决老区建制村的“五通” (通路、通饮用水、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问题，并且将其列为2000年省委和省政府15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那两年，全省投入“五通”建设的资金达4.6亿多元。其中，1999年投入3.48亿元，是有史以来“五通”建设资金投入最多、力度最强、规模最大的一年。

到2000年底，全省近3000个老区建制村“五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其后2年又进行了完善提高。这项为民办实事的“德政工程”在老区人民心中树起丰碑。

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邓厝村村民，就是在习近平的关心下喝上了“放心水”。

新罗区是原中央苏区，邓厝村是老一辈革命家、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的家乡。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9年底，村里还没有通自来水。当时村民只能从山上接山泉水，一下雨，水就变得浑浊，大家都盼着早点用上自来水。

1999年11月27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专程到邓厝村看望慰问革命烈属、“五老”人员，并询问村民有什么困难，大家就向他汇报了水的问题。他马上说：“老区当年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牺牲，出了很多烈士，有困难我们党和政府要全力解决！”

当时在村里，习近平就和龙岩市有关部门商量，拍板支持邓厝村30万元，包括通水10万元、小额贷款10万元、发展笋业4万元、硬化通往邓子恢故居的道路4万元等。

第二年7月，邓厝全村300多户家家喝上了自来水。村里还打了一口机井，修了一座蓄水池，解决了农田灌溉等用水困难。

习近平时刻把老区放在心上。2002年10月10日，从福建调任浙江的前一天晚上，他还特意邀请省老促会的许集美、黄扆禹、茅苓等3位老同志到他办公室座谈、话别，征求对老区工作的建议，可见他对老区的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厚重。

2014年11月来福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牵挂着福建老区群众。

他说：“福建山区多、老区多，当年苏区老区人民为了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流血牺牲，今天这些地区有的还比较贫困，要通过领导联系、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加快科学扶贫和精准扶贫，办好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实事，支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

作为一个“老区人”，总书记对老区的深厚感情，我铭记在心。

二、滴水穿石，精准发力——锲而不舍的探索创新

“今后闽东的发展，不但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需要寻找适合闽东经济发展的道路，其指导思想我把它归结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

——习近平《摆脱贫困·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199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到福州市永泰县城峰镇太原村调研青梅李果生产。（资料图片）

导致贫困的原因千差万别，摆脱贫困的良方，同样需要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后，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2013年11月，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此后，他关于精准扶贫的思路逐步清晰，不断丰富，形成“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方略。

回望来时路。翻阅《摆脱贫困》一书，随处可见习近平对摆脱贫困路径的论述。

扶贫先要扶志。习近平在宁德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他强调，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

扶贫也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作用，因为“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保证”。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推动了多项找准穷根、着眼长远的创新举措落地：

全面推进“造福工程”，挪穷窝、拔穷根，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难题。1997年开始，根据习近平的调研报告，省委、省政府把“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列入“造福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福建最特殊最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问题。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把农业产业化作为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向规模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向市场要效益，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新一轮创业，促进集体增实力、农民增收入，打下奔小康经济基础。

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倡导并组织山海协作。建立山海协作联席会议制度，亲自出任会议召集人；推动省委出台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和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两个《决定》，促进山海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省直单位定点扶持贫困乡镇，下派挂钩帮扶工作队，立足部门、行业优势，引进资金、人才、技术，搞好资源开发，发挥“外力”作用，构筑起大扶贫格局。

人穷志不短，“山鸡”飞上“凤凰台”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习近平对矢志摆脱贫困、真正埋头苦干实干的奋斗者格外关注，不失时机为其鼓劲，以此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脱贫致富的过程。

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造林大户、第六届省政协委员黄振芳回忆——

1983年，我已经55岁了，一家7口人连肚子都吃不饱，是村里的贫困户，经常要借钱过日子。也是那年，党的富民政策来了，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号召我们要靠勤劳致富。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想办法贷款8万元，带领全家开垦荒山造林50亩。

造林过程很累、很苦。但是，看着一棵棵小树苗活了，一年长得比一年高，心里就很踏实，人就有干劲。不到3年，我就造林1207亩，全县第一。

大造林，不但让我脱贫了，而且让我出名了。1988年，我当上第六届省政协委员。

更让我自豪的是，新来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听说我的事后，也格外关心我。

1988年7月，当时我一家人在炼山为来年造林做准备。有人跑来对我说，地区新来的习书记听说了你家造林的事，就来看你了。我急忙迎过去，看见一个年轻人，个子有点高，满头是汗，一脸微笑地看着我。他看到几个山头都是我造的林，树苗都长得比较好，表扬我为闽东绿化植树带了个好头。他鼓励我，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

没想到我的林场能给习书记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次经历写进《摆脱贫困》，表扬我说：“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

半年之后，我又在山上见到了习书记。1989年元旦，他又来林场调研。这一回，习书记还种下了3棵杉树。

看到林场的面积又大了不少，认真听我说计划在林下套种马铃薯，“以短养长”，习书记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你这林场搞得好，值得推广。他还交代地区、县里来的领导要帮助好好总结。

我以为习书记只是鼓励我，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的2月23日上午，他把我和其他7位农民代表请进了地区行署会议厅，为地直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作改革十年的形势报告。我们8位都是全区、甚至全省很有名气的脱贫致富、改革创业的带头人。《福建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件新鲜事，说我们是“山鸡”飞上“凤凰台”。我觉得报纸说得很对，也很形象。如果不是党的好政策，不是习书记，我一个种树的，哪能在“府衙”里作报告呢？

1989年9月，地区在屏南召开全区开发性生产暨脱贫致富现场会，习书记在谈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时，再次表扬了我，说我是“绿了荒山白了头”。

习书记为什么要不断肯定我、表扬我，为什么要在我家林场种下3棵杉树？他是鼓励我要继续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勤劳致富。

党支部站“前台” 坦洋当上领头羊

《摆脱贫困·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相对集中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减少了，但这不是一盘散沙……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户农民吸引到一起，发展商品生产。”凝聚力从哪里来？

时任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党支部书记刘智勇回忆——

别看现在的坦洋村名气这么大，当年，我们一样穷得拆房卖瓦呢。

1982年，村里只有集体的70亩茶山和群众零零星星的“篱笆茶”。那时我父亲刘少如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就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在“祖宗山”上开荒种茶，群众纷纷跟了上来，集体和个人茶园迅速发展到600多亩。

在商品经济海洋中发展集体经济，需要胆识和公心。当年我父亲到省城，要到60万元贷款，个别干部觉得这钱烫手，干亏了怎么办？我父亲却充满信心：“钱，不是装在个人口袋里，群众会支持的。”他站在刚办起的村茶厂门口，立下“军令状”，“干好了睡棉被，干亏了睡稻秆！”

党员干部带头加班加点。最长的一次，七昼夜机器不停人不歇，个个累得像喝醉似的，走路跌跌撞撞，但没有一个人拿过加班费。

到年终，算盘“噼里啪啦”响，干部群众都笑咧嘴：村集体、群众收入各二三十万元，上交国家税收十多万元。

这些事，后来我父亲都在1989年2月到宁德地委机关给干部作改革形势报告时讲了。当时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夸他：“改革要担风险，创业要有带头人。” 这对他、对坦洋，都是非常大的肯定。

1988年7月，习近平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不久，就到村里调研。那年初，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我记得习书记来的那天，穿着深蓝色短袖，个子很高，裤子上还有补丁。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地委领导，却穿得这么朴素。我本来准备了材料向习书记汇报，习书记说“不用念材料，我来问，你来答就好”。他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个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

为了解茶园情况，他沿着山路，爬上村后山一处山头，鞋子上都沾满了泥巴。习书记提出，坦洋村要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他说，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农村奔小康，党组织要真正能站到“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我听了一直记在心上。

在习书记的鼓励下，村两委更有底气了，我们提出“谁种谁所有”，鼓励村民垦荒种茶，使荒芜多年的“祖宗山”“宗祠山”变成了茶山。短短数年，全村茶叶种植面积增至3000多亩。

坦洋村后来成了习书记的农村党建联系点，他又来过几次。

一次是鼓励我们，“闽东学‘三洋’（福安社口镇坦洋村、福鼎叠石乡竹洋村、古田鹤塘镇西洋村），坦洋要当领头羊”，不断放大“坦洋工夫”的品牌效应，因地制宜，壮大茶叶经济。

他对我们说，农村党组织，可是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

还有一次是习书记即将调往福州的1990年5月4日下午，他又一次来到村里，与干部群众一起座谈。他说：“喝过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你们有到福州城来，就来串串门、拉拉家常吧。”

那几年，坦洋村发展很快，1991年成为省级“文明村”，党支部跨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行列，村资产超过300万元，是名副其实的闽东明星村了。

如今，每次在电视上听习近平总书记说到共产党人应不忘初心时，我都会想起他走在茶园山路上的背影，觉得非常亲切、温暖。

农业产业化，“首贫县”变小康县

《摆脱贫困·弱鸟如何先飞》写道：“闽东主要靠农业吃饭，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在全省奔小康中，习近平多次指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要有一个过程，而农业产业化不仅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必由之路，而且是脱贫奔小康的重要途径，一定要把农业产业化同奔小康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时任省委小康办综合组组长赖诗双回忆——

1995年10月，福建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新的战略目标：1997年基本实现小康。

基本小康，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就是80%以上农户、80%以上的村、80%以上的乡镇达到小康标准。

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认为，奔小康的前提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物质基础，农民收入是核心。他到各地开展调查研究时，经常鼓励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奔小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寿宁县的“半县花菇半县茶”。

寿宁县当时号称全省“首贫县”。该县大安乡溪乾村因有村民“夫妇同穿一条裤”，又被称为全省“首贫村”。

习近平对寿宁县脱贫工作一直很关心，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多次到寿宁县调研检查脱贫工作。早在闽东工作时，他就提出，寿宁的特色是山，经济发展就是要唱好“山歌”，把山开发出来，还要持之以恒，认准路子走到底。

1996年8月上旬，习近平到闽东调研指导奔小康和灾后工作，又去了寿宁，看了几个村子。其中一个是清源乡旸尾村（现为阳尾村）。这个村农业开发主要有两大产业，一个是茶叶，另一个是花菇。那时寿宁县发展花菇才两三年，市场好，一公斤鲜菇可以卖七八十元。旸尾村七成以上村民种花菇。

习近平进入菇棚查看。菇农拿出菇筒介绍说，花菇是新品种，叶面比香菇厚，上面有自然裂开的像爆米花似的纹路，很漂亮，价钱好。他看了说“这很好”。

之后，习近平在新的村委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来了很多村民。会议室里坐不下，他们就站在门外。

县里介绍说，菇农人均增收近千元，花菇成为村民致富的新路子，也成为县里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之一，县里着力打造“半县花菇半县茶”产业格局。

习近平听了很高兴，说茶叶、菇是寿宁的特色产业，要把它们作为优势产业、农民增收的重点项目抓好。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他又从一地多用、一年多熟、季节差、品种优势、品种特色化、加工增值、品牌建设等七个方面谈了意见。

也在那次，习近平第三次去了下党乡。他对乡干部说，“半县花菇半县茶”是寿宁的路子，下党的路在哪里呢？“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他希望下党多抓几个骨干产业，不断地增收，不断地奔小康。

1997年2月，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意见》，确定了我省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扶持措施等。这离中央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没多久，在全国也是比较早出台的贯彻意见。

1997年下半年，习近平又提出发展“现代农业”的新理念，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新一轮创业。

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农业产业化典型。比如永春芦柑、平和蜜柚、天宝香蕉、安溪茶叶、连城地瓜干、福清烤鳗、宁德大黄鱼、古田食用菌、沙县板鸭等，现在还很有名气，当时都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有的产值超过亿元，成为这些地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

寿宁县的“半县花菇半县茶”也从小到大、从劣到优发展起来了。在1997年底，全县一举脱贫，当年全县茶、菇实现产值7亿多元，农民人均收入2700多元，比1994年增长1500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198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宁德地委书记）到宁德地区屏南县调研时，走访农民家中。（资料图片）

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

在一些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有人说，不是我们不勤劳，也不是党的政策不好，实在是这里要水没水、要路没路、种地无粮、有海没鱼。对这些脱贫无望、致富无门的地方，与其给予扶贫救济，不如实施易地搬迁，把他们搬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交通便利、有发展前景的地方重建家园。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时探索出的这种发展方法，后来被群众称赞为“造福工程”。1994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闽东的做法，实施大规模的“造福工程”。也是从那年起，“造福工程”已连续23年被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时任省委农办主任、原省委小康办主任刘钦锐回忆——

1997年，是省委、省政府提出全省基本实现小康的攻坚决胜年，各地都以“倒计时”紧迫感向小康目标发起有力的冲刺。

但是，1997年5月，一份来自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深深地触动了习近平。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不少村民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存状况很差。

当年6月初，习近平就带队到闽东山区、沿海进行专题调研。

一路上，我们看到山区有相当部分的农民住的房屋是用茅草做的，连进出的门也是用茅草做的，没有窗户，又矮又黑又潮湿，进去稍不注意就碰到头。

沿海、沿江、沿河，还住了相当多的连家船民。这部分人的家，就是破败不堪的小木船，没有电、没有水，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靠海为生，漂在水上，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一路上，习近平动了真情。他对我们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很不应该，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

其实，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时，对解决“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已经进行调研和探索。这次调研使他对这两个群体的现状，了解更全面更深刻。

回到福州后，习近平立即给省委写了专题报告，建议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尽快解决“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

习近平把“茅草房改造搬迁”和“连家船民搬迁上岸”作为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点工作来抓。

其中“茅草房改造搬迁”要求在1997年内限期完成，省里还下达了600万元专项资金。霞浦、福鼎两地领导立下“军令状”：不摘下“草帽子”，就摘下官帽子！

1998年来临之际，宁德地区的2000多户茅草房户全部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没有习近平的真抓实抓和省里的支持，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的。

连家船民有五六千户，上岸定居的工作也更为复杂，从1998年起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到2002年习近平调任浙江时已总体完成。

2004年6月7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福建“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故事，称赞他们“告别河海漂泊，踏上小康征程”。

这些年，福建“造福工程”的力度一直很大，已经成为福建扶贫开发工作的标志性工程，累计搬迁超过150万人。在中央提出的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程中，异地搬迁脱贫还是“头号工程”，这也证明了我们这么多年实践的正确。

采访中，当年霞浦县的连家船民杨永雄，向记者讲述了1998年4月习近平到霞浦县盐田乡了解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情形——

当时快中午了，家里已做好午饭，远处来了一群人。我家的船，就停在最靠岸边的地方，他们说要上来看看。

那天父母正好轮流住在我家。整条船，长不到10米、宽不到2米，又塞了全部家当，容不下几个人，我就带着家人到岸边候着，年近八旬的父亲留在船上招待客人。

客人们弯下腰在船舱里看了一圈，父亲就拿出平时又当枕头又当椅子的木块，请客人坐下，聊了近半个小时。他们走后，我听父亲说，为首的高个子，是省里来的习副书记。

后来，父亲经常跟家里人说起那天的情形。

习副书记问，怎么成为连家船民的，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我父亲说，从他记事起就住在船上了，原来日子更苦，解放后分到点滩涂，生活比过去好了。

习副书记又问，60年代政府组织过船民上岸，为什么当初不上岸呢？我父亲回答，在海上生活习惯了，上岸怕没土地，没法生活。

他又问，那现在想上岸吗？我父亲就说，现在看到其他人上岸后打工、卖海鲜，日子好过多了，有机会当然想上岸……

习副书记就当场交代随行的干部，连家船民搬迁，不能把房屋盖起就算完事，更要让他们有生活、有出路、能挣着钱，不能人上了岸，心还留在船上。

我父亲从土改起就当村干部，他感叹说，从来没见过像习副书记这样关心连家船民的领导。

1999年，全村600多户2700多人全部上岸。我们一家搬到了北斗村外岐后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点。房子占地80平方米，地不要钱，盖房共花了1.2万元，除去6口人每人补助1000元，实际只花了6000元。

如今，我有二三亩滩涂种蛏的收入，儿子在附近电器公司上班，老两口还打点零工，两个孙女陆续出生，日子过得还不错。

现在，这里交通很方便，上沈海高速公路只要15分钟，上301省道只要20分钟。有劳力、有滩涂的，可以养花蛤、海蛎；脑子灵活、愿意出去跑的，把本地产的海鲜拿到外地卖；想拿工资图个安稳的，就到附近的企业上班。

三、闽宁携手，同奔小康——持之以恒的守望相助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决完成。对联席会议议定的事情要尽快落实，所承诺的事情要抓紧兑现。”

——习近平1997年3月在宁夏固原考察时指出

1996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东部比较发达的13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区的战略部署，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从此，因为一个共同目标，相距2000多公里的福建与宁夏，谱写了一段跨越20年的“帮扶接力”，闯出了一条山海牵手、东西部合作的新路，提供了脱贫攻坚“扶真贫真脱贫”的样本。

2016年7月，闽宁合作20周年之际，当年的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又一次来到宁夏。当年“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如今加快发展，生机盎然。美丽的宁夏大地，正在小康路上奋力前行。

跨越二十载，闽宁一家亲

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时任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

1996年9月，我到北京领回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任务。

同年10月，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他明确表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

同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签署了对口帮扶协议书。

有一天，习副书记把我叫去，他说协议也签订了，宁夏究竟是个什么样呢？你带几个人去看看。

1997年3月，我带队到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走了7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的老百姓真苦。农民冒着细雨排队一整夜，只为将土豆卖给县里唯一的企业；孩子上课的教室没有门，玻璃窗是破的，有的地方没教室，老师用树枝在地面上写字来教学；水是咸的，一点水要从很远的地方挑来，没水洗澡……

我把西海固的困难情况拍成短片带回来向习副书记汇报，他专门邀请其他省领导一起观看，商量对口帮扶的措施，由此可见他对闽宁协作的关切之深、思虑之周。

一个月后，习近平到宁夏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还去西海固考察了6天。他说穷地方他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

确定了要扶，还得想好怎么扶。那次联席会决定，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建学校、坡改梯、移民吊庄、菌草扶贫等项目中，这些都是西海固群众最迫切希望解决的民生问题，也是我们在福建扶贫实践中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做法，把钱用在刀刃上。

在调研西吉移民搬迁的吊庄玉泉营时，习近平提出了建设闽宁村的设想。“吊庄”是宁夏的词，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到这儿，福建叫移民。要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投资很大，他建议搞一个试点，打造成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

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就在银川城外永宁县的一片戈壁滩上破土动工。奠基当天，习近平还专门发去了贺信。去年习总书记专门考察的闽宁镇，就是升格的闽宁村，已经从当年只有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发展成为拥有6万多人口的“江南小镇”，当年的干沙滩已经变成金沙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倍。

20年前的宁夏之行，习近平还特地邀请了多位福建企业家同行，希望企业家到那里找市场、搞开发，结成联合体，共同发展。

现在，在宁夏的闽商有4万多人，企业总资产已达800多亿元，年营业额约200亿元，上缴税收约1亿元，安置当地劳动力就业3万多人。

小草藏大爱，塞上建新功

从第一次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开始，福建省每年都抽调优秀干部和科技、教育、医疗工作者到宁夏参加扶贫开发工作。众多援宁干部在这里挥洒汗水、贡献智慧，投入这片土地的改天换地进程中，菌草产业在宁夏全面开花就是其中成果之一。

菌草技术发明人、援宁科技工作者、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回忆——

在1997年4月召开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我的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亲自在联席会议纪要文本上签字。

一接到任务，我立马带上团队和六箱草种直奔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彭阳县。

几天调研下来，我们发现这里的环境气候、水热条件和福建大不相同，“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只能从头开始。

降水少、冬天寒冷，我们就把菇棚建在废弃的土窑里。担心昼夜温差大影响生产，我们就住在菇棚里，经常半夜起来，打着手电筒查看菇情。

一个个难题被攻克，半年后，第一批蘑菇出棚，27户示范户种菇收入户均超过2000元。当地不少人，一年到头种地收入还不到300元。第二年加入的菇农就翻了一番还多。

我们还在荒漠地上试种菌草，为解决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水土流失问题积累了经验。

1998年10月，福建农业大学（现为福建农林大学）向省里提交一份《关于赴宁夏开展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汇报》，建议发挥学校科技优势，先期利用包括菌草技术在内的多项技术，在宁夏实施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习近平专门作出批示，明确提出“菌草是我省之优势”，要求要“扬长避短”“要做自己‘拿手’的”。

习近平对这小小的菌草如此关注、如此了解，出乎我的意料。我决心要让菌草不仅成为宁夏百姓的“幸福草”“摇钱树”，还有效改善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基本解决了菌草越冬问题，还做到只要有一定含量地下水的土地，就能成功种植菌草。

菌草扶贫技术在宁夏全面开花。高峰时，全区发展菇农1.7万户，兴建菇棚1.7万个，种植菌草60多万亩，创产值近亿元，带动菇农户年均增收5000元。

为表彰我在宁夏等地的科技扶贫工作和技术援外成绩，省政府授予我一等功奖，这是福建省第一次对科技人员所做出的贡献记一等功。2000年7月5日，时任省长习近平出席了专门给我一个人授奖的颁奖会。

他在颁奖会上指出，菌草这个优势在全国相当突出，要继续让它在扶贫致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还希望我在新的起点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牢记嘱托。此后，我带领团队在贺兰山周围多处生态脆弱区或荒漠地成片种植菌草均获得成功，为黄河流域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新模式。

如今，我们已选育出从黄河源头到入海口均可种植的菌草品种，在包括宁夏在内的黄河上、中、下游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地区建立菌草生态治理技术示范基地和产业发展基地。我相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梦想，终会成真。

古语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在福建工作的17年半时间，无论在什么岗位，“摆脱贫困”“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习近平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选择和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这份“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情怀，让八闽儿女感念至今。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如今，在打响脱贫攻坚的硬仗中，在建设新福建的征程中，福建干部群众正传承、弘扬这份情怀，滴水穿石，久久为功，致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级党委和政府立下军令状，只争朝夕，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勇立潮头，建设“数字福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信息化篇

勇立潮头，建设“数字福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信息化篇 1989年夏天，习近平总书记（时任宁德地委书记）到福州调研程控电话。（资料图片）

东南网8月28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吴孝武 段金柱 王永珍 郑璜)

1996年，一句发问激荡人心：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当年，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中译本出版，风靡一时。那时，中国虽已有了互联网，但网速慢且不稳定，人们对“数字化”还很陌生。

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着眼未来，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了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

17年来，“数字福建”不断创新发展，应用水平不断提升，覆盖了公共行政服务、群众生产生活、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一些应用领域，“数字福建”引领全国风向——电子政务，一张网从省里直通县乡，办文、开会不用东奔西走；就诊看病，一卡（社保卡）在手，全省通行……

“数字福建”的决策是如何出台的？又是如何建设的？本报记者深入福州、厦门等地，并走访福建省发展改革委、数字办等部门和相关企业，追寻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和推进福建信息化建设的故事，探寻“数字福建”这项引领风气之先的重大政治、经济、民生工程建设的积极成效。

高瞻远瞩，布局“数字福建”建设

“建设‘数字福建’，攻占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可以统揽我省信息化全局，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2000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专题会议上的讲话

1.一段令人感念的通信情怀

信息论创始人香农将“信息”定义为“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从古至今，无论是政事、商事，还是民生之事，信息传递都非常重要，古有烽火传信、飞鸽传书，今有电话、电报、互联网。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发挥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直很重视。

早在厦门工作期间，他就主抓经济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向记者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加快开放开发，厦门实施八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组建经济信息中心、推动经济信息管理自动化，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程。

1984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经济信息四级网络系统中的中心城市和特区试点单位。1985年，厦门市成立经济信息中心。当年9月，厦门委托中国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开展经济信息系统总体规划和设计工作。

1986年4月21日，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主持召开有国内计算机、经济学等领域知名专家参加的厦门市经济信息系统总体方案评审会，并通过了这个方案。

1986年6月，为加强对经济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的领导，厦门市专门成立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习近平担任组长。

“当时的经济信息管理、办公自动化还是初步的，但这个系统的建成，为厦门市委、市政府进行经济分析、预测、决策和管理、宏观调控，提供了很好的支撑。”郑金沐说。

不仅对城市，对山区农村信息化建设，习近平一样重视并亲力亲为。在宁德工作期间，他就留下了一段至今仍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程控佳话”。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原局长杨锦炎就是见证者之一。

【杨锦炎讲述】

通信业是信息社会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习近平对信息化的认识很有前瞻性，非常敏锐。

在1989年宁德地区邮电局汇报会上，时任地委书记习近平就强调“一定要突出邮电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他说：“经济要发展，邮电要先行。邮电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一定要突出出来。地方各级领导要重视这项工作，切实把工作做好。闽东现状是交通邮电亟待改善，但交通投资大、工期长，不是容易就解决的事。相比较还是邮电通信投资少，见效快，可行性大，通信改善可以弥补交通不足。这就是所谓‘脚不够长，要借助顺风耳’。”

1982年，全国第一个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在福州开通，福建的电话通信从第二代的步进制跃升到当时国际上还没有普遍采用的第五代全数字程控交换，实现了从“摇把子”到“全电子”时代的历史性跨越。那时用的程控电话是进口的，要用外汇，还需要大量投资，地方政府要解决外汇和部分投资，省里规定除福州以外，每个地区可引进一个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

当时，“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交通十分落后，闽东老区更是如此。宁德地委决定“通信先行”，分别在当时的宁德市和经济相对发达的福安县各上一个万门程控电话。当时我是福安县邮电局局长。1989年7月8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带着地区行署副专员汤金华、宁德地区邮电局局长和我，一同到省邮电管理局申请。我们来到福州电信局和省微波总站参观。习近平拿起话筒给北京打了个电话，一拨就通，声音很清晰。习近平说：“看了邮电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我大开眼界。宁德要改变落后面貌，非加快发展邮电不行，邮电是基础建设的基础，电话不通，开放就是一句空话。闽东比较落后，但我们的通信一定不要落后，闽东的邮电要发展得快一点。”他当时就表态：“尽管我们的财政比较困难，但我们也要集中财力把它用在最急需的地方，我们要把宁德全区各县通信建设列定的项目，落实到县长的责任书上，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目标得以实现。”

结果，宁德成了全省第一个上了2个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的地区。当时宁德财政收入全省倒数第一，能下这个决心并做成这事，十分不易。

后来在省长任上，习近平对农村通信的关心和支持，也让杨锦炎这位“老邮电”感念至今。

　【杨锦炎讲述】

我省及时认识到“信息化的短板在农村，摆脱贫困必须‘通信先行’”。2001年，福建启动村村通电话建设，是2000年电信政企剥离后全国最早启动电信普遍服务工作的省份。但当时固定电话只允许电信部门一家干，进度不理想。我就这一问题向时任省长习近平作了汇报。

2002年5月17日，正值第34届世界电信日，习近平在《福建日报》发表《缩小数字鸿沟，服务经济建设》的署名文章。文章写道，帮助山区致富，必须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差异。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快电信普遍服务的进程，努力创造条件为山区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各电信企业都应当为普及农村电信服务承担义务，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确保“村村通”工程顺利进行。今后，还要适时地开发新的电信业务，提高农村通信的层次，为农村经济建设铺设信息公路，以实际行动服务农村经济建设。

习近平为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问题鼓与呼，省政府出台政策，全力支持。我省首创多家基础电信企业分片包干的做法，移动、联通也参与建设“固定移动”，按固话收费，政府适当补贴，力克农村通电话难题。此举被信息产业部向全国推广，加快了农村信息化进程。2005年9月28日，福建提前实现全省14595个建制村全部开通电话。

在互联网应用普及之前，邮电业是信息化的主力军。对邮电业在信息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习近平时时关注、时时推动。

1994年，福州168声讯信息系统上线，向社会提供包括交通旅游、商品供求信息、公益服务等在内的信息咨询服务。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鼓励福州电信“发展经济，通信先行”，希望福州电信加快发展，不断丰富、完善信息服务内容，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在“数字福建”建设之初，习近平多次听取福建省通信管理局的工作汇报，并实地调研，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2001年10月18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到省邮电系统进行了一整天的调研。在座谈会上，他指出，邮电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先行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邮电通信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我省要抓住这个机遇，推动邮电业更大发展。电信部门还要抓住建设“数字福建”这一契机，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大显身手，做好服务。

2.一项着眼未来的战略决策

在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不断革新，全球信息化浪潮涌动，信息化水平一步步提升，“数字化生存”渐行渐近。

1998年初，国际上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把地球上的信息按空间位置加以整理，使之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构成一个完整的地球信息模型，以便于通过网络相互查询协作、共建共享。这个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关注。“数字地球”由此升温，不断演化，如“数字城市”“数字社会”等。

习近平对此高度关注，意识敏锐。2000年，在福建省省长任上，他着眼未来，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战略决策，开启了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大幕。

这与一位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建言密切相关。他就是1999年初从国外归来、对信息科学与技术有深入研究的时任福州大学副校长王钦敏。

现已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王钦敏向记者深情回顾了17年前的“数字往事”。

【王钦敏讲述】

2000年，当时的福建省计委正牵头编制福建省“十五”计划，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求，要在其中凸显当时方兴未艾的信息化内容。当年8月，我受邀在省计委做了信息化专题讲座，提出了“数字福建”示范工程的设想。

那时，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国内很多省市也在搞信息化。但传统的信息化建设，只考虑要建多少兆网络、安装多少部电话，这些只是基础设施建设。我提出，信息化的关键应是以内容为灵魂，实现信息的挖掘和共享，网络只是通道。这就好比高速公路修好了，路上要有车有货，还要有交通规则。这样的信息化建设，需要通过实施示范工程来带动。

之后，我带着助手，到省直部门、各地市，对已有的信息资源和信息化发展现状展开全面调研，看了200多个数据库。2000年9月，我起草完成了《“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数字福建”总体框架方案》，提交给省政府和省计委。

2000年10月12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项目建议书上做出长篇批示。他指出：建设“数字福建”意义重大，省政府应全力支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必须抢占科技制高点。建设“数字福建”，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点之一。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抓住这个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

习近平同时提出，省政府可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由他担任组长。

着眼长远，他还提出，要抓紧做好人才准备，在注意充分依靠省内专家的同时，善借外力，聘请和引进省外和国外的知名专家来闽，共谋建设“数字福建”的大事。

让人没有想到的，还有“数字福建”后来的奔跑速度。

就在习近平做出批示仅仅半个月后，在2000年10月27日闭幕的中共福建省委六届十二次全会上，“数字福建”被写入省委提出的“十五”计划纲要建议。全会《决议》提出：“加快开发利用全省信息技术和资源，建设以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为目标，以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福建’。”

这是“数字福建”首次公开亮相，受到广泛关注。

第二天，“数字福建”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就在福州召开。习近平会见专家并与他们座谈。他说，建设“数字福建”，是福建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一个实际行动和重大举措。

两个月后，习近平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数字福建”建设工作方案。正是这次会议，明晰了“数字福建”的概念、内涵，以及远期和近期建设目标。

可以说，也正是这次会议，正式吹响了福建全力攻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的号角。

会议明确，“数字福建”即信息化的福建，是以福建省为对象的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的信息集成及应用系统，它将全省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的信息通过数字化和计算机处理，最大程度地集成和利用各类信息源，快速、完整、便捷地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五”期间，重点抓好基础设施、重点应用、信息空间技术研究开发等方面的十几项工程。

习近平在会上阐述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是福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一大举措。建设“数字福建”，攻占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可以统揽我省信息化全局，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为统筹全省信息化建设工作，省政府决定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3位副省长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18个省直厅局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省计委，办公室主任由副省长兼任。如此高规格，可见省委、省政府对“数字福建”建设高度重视。

这次专题会议还议定，成立“数字福建”专家委员会，主任由王钦敏担任；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中科院院士童庆禧等3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

在2001年2月召开的福建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数字福建”被写入习近平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会议批准通过的福建省“十五”计划纲要中，“数字福建”被列为重点建设项目。

本世纪初，电脑、手机正在普及，智能手机还未出现，笔记本电脑尚属奢侈品，对信息化浪潮，人们只有初步体验，切身感受还不深。在此背景下，福建率先提出推进“数字福建”建设，可谓洞见未来，超前引领。

3.一次严肃的“信息化扫盲”

正因为超前，当时在现实中确实有人连“数字福建”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为了建设好信息化的福建，习近平不仅亲自解释“数字福建”，并且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信息化知识，善于运用信息化提升工作效率。

在省政府2001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提出‘数字福建’工程，指的是建设信息化的福建，有的同志竟以为又要搞‘数字出干部’了。”他批评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科盲”现象，并告诫在座的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应多思、多学、多干。

2001年3月23日，在“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上，习近平特别要求，公务员队伍要加强“信息化扫盲”工作，把信息化普训与公务员队伍达标考核相结合，提高公务员信息化知识水平。就在前一天晚上，省政府学习中心组还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王钦敏作“信息化与数字福建”报告，带头学习信息化知识。

2002年1月16日，在全省政务信息网开通仪式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要着眼于应用，积极组织各自的信息上网，传达最新信息，提高信息的质量，开展信息服务和互动沟通，提升政府工作效率。

顶层设计，科学有序推进建设

“在实现‘数字福建’的建设目标中，要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密切协作，形成合力，集中有限力量，整合配置资源，突出重点，分期实施，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促进我省信息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2000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专题会议上的讲话

勇立潮头，建设“数字福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信息化篇

200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到福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调研。（资料图片）

1.影响深远的“131”计划

“数字福建”蓝图已绘，如何化为现实？注重顶层设计与系统工程相结合的理念，是17年“数字福建”建设一直遵循的模式，为我国区域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先导和示范。

2000年12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建省政府“数字福建”建设专题会议时，要求在实现“数字福建”的建设目标中，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密切协作，形成合力。

这一理念，成为此后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指引。

2001年3月23日，“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召开。会上，习近平指出，实现“数字福建”的建设目标，要在搞好规划的基础上，以信息资源的网络化为主体，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突出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和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要有“路”、有“车”、有“货”，“路”“车”“货”要一体化。

正是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数字福建”建设影响深远的“131”计划，即：一个规划（“数字福建”“十五”建设规划）、三个工程（福建省公用信息平台、福建政务信息网络工程、福建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和一项政策（福建省信息共享政策）。

习近平在会上要求，将3个启动工程同时作为示范工程抓实抓紧，确保年内“数字福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纳入当年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进行管理，充分论证建设方案，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到位、责任到人。

在建设步骤上，坚持“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突出重点”。前3年，建立若干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示范工程；后2年，示范成果在各行业、各区域、各领域推广应用。

3个启动工程也是“数字福建”的骨干工程。福建省公用信息平台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公众；福建政务信息网络工程是推进政务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福建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是“数字福建”建设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基地、政产学研用结合开放实验室。

这次会议还提出，抓紧制定资源共享政策，“信息资源共享政策是‘数字福建’建设的重要保障，要对全省信息资源进行普查，提出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利用方案”，并在全国已有的基础上，根据省情，制定出相关标准。

这点颇让王钦敏自豪。“如果各个政府部门信息化都做好了，但却没有统筹协调，标准不一样，没法兼容，没法共建共享，那么，还是信息孤岛状态，实现不了信息资源的挖掘、利用。很欣慰，‘数字福建’建设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关键点。”他说。

2001年以后，《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管理暂行办法》《数字福建元数据标准》等先后出台，促进了政务信息资源的标准化和共建共享。2010年11月，提升完善的《福建省政务信息共享管理办法》出台，并明确规定“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

这次会议还议定了一项沿用至今的硬约束——政府部门信息化建设项目，必须先报省数字办统筹、审核，再提请“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审定。2001年4月17日召开的省政府专题会议，还进一步明确：“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确定上报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经过专家委员会认真审议，形成的项目上报材料或项目建设安排意见，应由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教授审签。

“到现在还是这样，政府建设项目都必须过专家委员会这一关，需要我审签之后才能实施。”仍担任“数字福建”专家委员会主任的王钦敏，笑称自己是“经费杀手”，因为他的“一支笔”，不少项目的建设经费被大幅缩减。

这次会议之后，“数字福建”顶层设计步步为营，有序推进，逐步完善。

2001年11月，《数字福建“十五”建设规划》出台，顶层设计的理念进一步明晰——建立在“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统筹下、综合部门协调、职能部门依职分工推进、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的组织协调架构和规划、项目、资金、评价等一体化管理推进机制；贴近社会、贴近民生、贴近企业的应用要求；从基础入手、突破重点的发展框架和带动产业、带动社会的实现路径，并组织实施一系列重点工程。

在起步之年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2002年，“数字福建”进一步巩固和完善“131”计划，同时实施“339”建设计划。

“339”计划包括三个基础工程、三类示范项目、九个信息应用系统。三个基础工程是：省级政府公众信息服务平台、省网络安全监控中心、分布式基础数据库；三个示范项目是：电子商务示范工程、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示范工程、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示范工程；九个信息应用系统涉及环境生态监测、国土资源、海洋生态、公安信息、储备粮油信息、国民经济动员、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和计划生育等方面。

由此，“数字福建”建设由政务向更多领域拓展，扩大应用范围，让“数字”在工作、生活等多方面活起来、用起来。

一步先，步步先。如今回望，“数字福建”建设元年的策略、举措，可谓高屋建瓴、短长兼顾、实在实效。

【王钦敏讲述】

我记得当时习省长问我：“你要做什么？”我反问他：“你需要我做什么？”习省长说：“我要一点击鼠标，就能看到全省的数据。”

正因为有这样的全局观，所以，习近平同志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顶层设计，包括推动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具体办事机构——省数字办也依托在具有统筹协调职能的省计委。这样，统筹协调能力大大加强，避免了很多纷扰，工作效率高。

工业化国家信息化的实践证明，没有政府的导向性投入和宏观协调，很难牵动信息化进程沿健康的道路发展。信息化的关键问题在于统筹协调，因此我在建议书中建议由省里的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但没想到习省长如此重视，更没想到他会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这在正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省份中，是绝无仅有的。

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和协同应用。“数字福建”首抓顶层设计，重点谋划信息源、信息网、政策法规、人才培养、基础设施、信息化应用工程等关键要素的部署及其协调发展，并将此融入到系统工程建设中，为实现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2.亲力亲为，倾情推动

主持审议通过“131”计划之后，习近平又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到有关单位调研，部署、协调“数字福建”建设相关事项，亲力亲为，悉心指导，倾情推动——

2001年6月28日，参加福建省金税工程开通仪式，察看税收信息化建设情况；

2001年10月18日，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邮电系统调研，要求电信部门抓住建设“数字福建”这一契机，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大显身手；

2001年11月23日，主持召开“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向在闽的“数字福建”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17位专家、顾问颁发聘书；就2002年的“数字福建”建设，要求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力度，通过政务信息网络和信息共享系统建设，推动政府各部门提高办事效率、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加快政府办公业务规范化、网络化、无纸化、信息资源化、决策民主化的进程，促进廉政建设；

2002年1月16日，参加“数字福建”骨干工程建成暨全省政务信息网开通仪式，并对政务信息化工作做出部署，要求省直各部门单位务必在5月以前建成本部门的局域网，确保上半年全省政务信息网联通所有的省直单位，各设区市、县（区）也要在年内建好本地的联通所有市、县（区）直单位的横向网，并实现与全省政务信息网的联通。当天，他还察看了福州市鼓楼区湖前小区信息化社区、省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省网络交互中心、省政务信息网络主机房等；

2002年5月17日，在《福建日报》发表《缩小数字鸿沟，服务经济建设》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在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信息化建设要继续围绕“数字福建”抓好三个重点：抓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应用为重点推进信息化；抓好信息产品的科研生产，集中力量抓住关系国家安全和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技术，加大研究开发力度，推进产业发展；

2002年6月7日，主持召开“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确定抓好实现省直横向网全线开通等要事，加快“339”项目建设步伐；

……

习近平亲力亲为的指导和推动，是强劲的动力，是巨大的激励，“数字福建”各个项目建设在科学的轨道上迅速推进。

福建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近平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下，2001年5月，依托福州大学组建的福建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了。

对习近平和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中心现任副主任柯瑞英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不已。

【柯瑞英讲述】

省里给资金、给政策，全力推进。省级财政当年就投入1.4亿元专项支持“131”计划重点中的3个骨干项目，其中，支持我们中心350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这个专业是跨学科的，当时我们只有硕士生，省里给了宽松的人才引进政策，中心从中科院、北大、武汉大学等请了十多个院士专家，为福建带出了一批早期元老级信息化人才。

2002年1月16日，中心基本建成，习近平还专程前来察看，详细了解建设情况，指导中心业务工作。

按照习近平的要求，中心致力于信息资源的创新利用，打造有效连接信息资源拥有者和信息用户的“信息经纪人”。中心参与制定国际化标准5项、国内行业标准10项，完成“数字福建”工程项目54项。如今，中心已成为福建省“数字福建”大数据技术服务中心。

作为政务信息资源服务中心，福建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还负责福建省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和运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创新设计了低成本、集约化、可持续的省域数字化建设体系框架，为从根本上解决信息烟囱、信息孤岛、数据碎片、数据死海等问题，提供了先导和示范；成果“数字省政务信息与空间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福建省数字办专职副主任陈荣辉向记者介绍了另一个典型项目——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的建设。

【陈荣辉讲述】

统建共享是“数字福建”建设的最大亮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指示我们“要统筹，不要多头”。按照这一指示精神，“数字福建”的技术支撑单位省经济信息中心建立了金字塔型的业务架构，形成“一门户（省政府门户网站）、两整合（省直部门数据中心及信息中心整合）、三张网（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福建省电子政务外网、数字福建无线政务专网）、多平台（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省网上行政执法平台、省电子证照共享平台等）”的电子政务支撑与应用服务体系，拥有稳定、高效、安全、可靠的服务能力，服务范围覆盖全省，可以说在国内首屈一指，综合效益可观。比如，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我们很好地坚持了统建共享，通过一次开发、普遍应用、整体提升，解决了各部门不断增长的建设需求和财政资金制约的矛盾。仅全省政务信息网的统建共享，省直部门无需各自建一套网络，就节约了财政资金近7亿元，更有力地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能和服务能力。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决策部署，坚持顶层设计引领和统筹，是17年来“数字福建”建设贯穿始终的红线。

2008年，开展“数字福建”第二次顶层设计，在全国率先描绘完成全省电子政务总体框架；

2012年，国家工信部、福建省政府共同印发《关于合作推进“数字福建”建设实施方案》，“数字福建”从地方主导上升为中央和地方共同推进的更高层次；

2014年，启动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的第三次顶层设计；

2015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数字福建”建设的若干意见》，再造“数字福建”新框架——到2020年，实现“处处相连、物物互通、事事网办、业业创新”，智慧化应用体系基本建成，信息化继续保持领先，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慧化”的新跨越；

2016年4月14日，“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十三五”“数字福建”专项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建设“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慧化”福建的目标。

深化应用，政务民生企业全面受益

“要以应用为重点推进信息化，抓好全社会信息资源的开发、集成和利用。加快建立和完善各部门各行业的信息系统，鼓励发展各类公共数据库，依托网络，实现社会资源最大共享。要利用政府公共信息网络平台开展各种信息化应用，积极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并以企业上网、家庭上网工程为载体，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信息化进程。”

——习近平《缩小数字鸿沟，服务经济建设》

勇立潮头，建设“数字福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信息化篇 200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到中国电信福建分公司调研信息化建设。（资料图片）

1.电子政务引领全国风向

从基础入手、突破重点，“数字福建”建设初始组织实施的一系列重点工程，在政务运行、民生改善、企业信息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

先人一步，福建将电子政务作为“数字福建”建设的龙头，着力打造统一的政务信息网络体系、政务信息化应用体系、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让公共服务走向集约化、高效率。

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原主任黄国敏说，那时，福建省大部分厅局已建成内部局域网，办公初步实现自动化，但信息资源数字化和共享程度低。“更大的问题在于，因为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开放的信息服务体系，数据很难交流、共享。”

在国家尚未明确建设思路的情况下，2001年初，在习近平的亲自谋划下，福建省做出统一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等具有前瞻性的规划部署，积极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统建共享的建设模式。

2002年1月16日17时18分，随着时任省长、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轻点鼠标，福建省政务信息网正式开通。

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

作为“数字福建”的骨干工程，福建省政务信息网联通180个省直单位和9个设区市84个县（区、市），辅以政府系统办公网、资源网、公众信息网以及数据库、共享信息平台建设，融多媒体通信、政务信息发布、会议系统、信息查询、网上联合办公等业务功能于一体，在国内率先实施了省级政务信息资源标准化、数字化、网络化、空间化改造，建成分布式、可共享的政务数据库群。

大数据时代，现在都在讲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可在当时，人们很难接受、很难理解，部门各自为政，把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实现互联互通，不用说行外，业内都有各种声音。福建省信息化水平能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就是因为有这个前瞻性的政务网络系统工程。

该工程2001年4月启动，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联网联通的预期目标。

在开通仪式上，习近平饶有兴致地通过视频电话系统与基层干部交谈。他称赞政务信息网是“数字福建”的点睛工程，它的开通，标志福建政务信息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电子政务的核心不是“电子”，而是“政务”。从决策部署，到建设过程中的关心、指导，再到亲自点击开通，习近平对政务信息网的建设和应用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习近平在开通仪式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他的电子政务理念。

习近平说：“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中，‘电子政府’列为第一位。电子政务是企业信息化和社会生活全面电子化的基础和关键动力。没有政务信息化，就没有全面的企业信息化；没有电子政务，就没有真正的电子商务。”

他指出：“政务信息化是政务活动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它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政务部门的工作程序、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和协调，所面向的对象是不同的行业、系统和地区以及各社会团体、个人。政务信息化是政府效能建设的重要内容，要与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提高办事效率和管理水平，促进政务公开和廉政建设。”

基于对电子政务的深刻理解，习近平对政务信息化建设提出了“转变工作方式，适应信息网络化的需要”“加快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开发利用，提高政务信息化水平”“建立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网，提高便民利民服务质量”等具体要求。

习近平提出的这些重要理念，成为福建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和应用的基本遵循。

网络的建成搭好了基本框架，修好了“主路”，更需要跑“车”运“货”。只有广泛开展各种应用和服务，开发、整合政府部门中有共性的信息资源和应用系统，政务信息化和办公自动化水平才能提高。

随着接入政务信息网的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和单位不断增加，视频会议、公文传输、加密通信、办公自动化等应用广泛开展，行政效能不断提升，行政成本逐渐降低，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

以视频会议系统为例。投入使用不到一年，省政府及省直部门召开10多次省市县三级视频会议，各市召开30多次市县两级视频会议，较传统集中起来的开会方式，节省费用数十万元。

陈荣辉说，10多年来，福建电子政务一路走在全国先进行列，2002年率先在全国建成全省政务信息网，2009年以全国最快的速度建成全省电子政务外网，2012年建成省级政务云平台，“数字福建”云计算中心现已全面投入使用。

“中国福建”连续多年进入全国省级政府网站先进行列。现在，打开“中国福建”，你会看到，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等十多项公共服务平台清晰在列，网上审批平台与官网无缝对接，各地市网上办事流程简单明了。

2012年工信部“数字福建”调研报告高度评价说：“数字福建”在全国第一个建成省市二级大型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在全国第一个建成规范标准统一、资源目录引导、共享平台交换、管理运行有序的政务信息共享体系。

电子政务具体如何开展？效果如何？习近平十分关心。

对税收信息化，他就关注有加。

2001年6月28日上午，时任省长习近平在福建省国税局金税工程开通仪式现场，按动了网络联通按钮，分布在全省国税系统基层单位的115个计算机广域网接点瞬间全线贯通，并网运行。

在听取金税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后，习近平下达了开通指令。接着，他又前往省地税局，察看地税系统信息化建设情况，听取全省地税征管信息系统建设情况汇报，并观看了演示。

原金税工程协调小组副组长、省国税局信息中心副主任方新加用了三个“没想到”来描述当时的情形。

【方新加讲述】

没想到省长这么重视，亲自来参加这个部门的活动，因此，我们特地向国家税务总局作了汇报；没想到他不但认真听取了金税工程汇报，还详细了解业务操作过程，问得那么细；没想到他兴致那么浓厚，原来只安排个把小时，结果整整看了一个上午。

那时，正值盛夏，会议室在15层顶楼，习近平不时掏出手绢擦额头上的汗。他还饶有兴致地查询了2家纳税企业的情况，一家是大型连锁超市，一家是对外劳务合作公司，通过企业发票使用情况了解企业经营情况。

在座谈时，习近平说，21世纪，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设“数字福建”，也就是福建的信息化。税务系统的信息化，是“数字福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税工程下一步在深度、广度上要进一步配套完善，无论在堵塞漏洞防止偷税，还是在电子政务上，包括下一步加强税收征管，都有一个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

按照习近平的指示，福建省税收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国家金税工程的延伸，计算机远程电子申报是税收征管信息化发展的方向。2002年3月，青岛啤酒（福州）有限公司、福建瑞达电子公司等9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用企业，通过互联网成功申报缴纳了税款，税收网上申报在福建成为现实。

“现在，网上申报已经很普通，但在当时，这种既便捷又准确的申报方式是很先进的，为企业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精力。”省数字办原副主任林明庶说。

　2.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提供信息化服务

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把推进信息化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结合起来，是习近平当年提出的要求，是“数字福建”追求的目标之一。

鼓楼区是省会福州的中心城区。2001年5月，省政府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鼓楼区确定为“数字福建”重点项目建设示范区。

鼓楼区信息化建设的思路是，“以电子政务为龙头带动，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模式，以信息化社区建设为切入点”，按照“贴近生活、贴近生产、贴近社会、贴近实际”的要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当时鼓楼区信息化人才十分稀有。“数字福建”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就是鼓楼示范区的顾问，他们下到一个个小区，手把手指导建设。

由于不同小区的电脑普及率相差极大，“数字鼓楼”选择的方案是通过建设信息化居民示范小区来带动社区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屏西、湖前、天元等7个小区成为信息化社区建设试点。

2001年年底，7个试点小区基本实现宽带网布线到户，网络接入率比原来提高5-10倍，初步构建了社区信息服务网络，服务内容包括电子商务、远程教学、电子娱乐、社区中介服务等。

“数字鼓楼”建设，得到了习近平的关注。2002年1月16日，全省政务信息网开通当天下午，习近平察看了鼓楼区湖前小区信息化社区。

原先并没有实地察看社区信息化点的安排，但习近平指定要下到小区去看实际成效。

湖前是省直机关小区，设立了全省第一个社区居民电子阅览室，首批配备了10台电脑，供居民上网冲浪。习近平很关心两件事。第一是网络会不会通，居民能够从网上看到什么信息。他非常认真地看一个老人如何上网，问“上网快不快”；第二是远程自助缴水电费系统。当时小区已有几幢楼安装了水电自动抄表系统，电表已经用起来了。他仔细了解如何远程抄电表，问“是否精准”。当时网络带宽入户才2兆左右，工作人员说，还需配合人工抄表核对。习近平要求他们不搞花架子、不作秀，要扎扎实实做到“四个贴近”，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提供信息化服务。

正是因为按照这个要求，鼓楼社区信息化才会一路走下来，在全国社区信息化中独树一帜。当时，连北京、上海、深圳都一再派人来参观。

现在，福州市民大多熟知一句话：“12345，有事找政府。”“12345”就是依托“数字鼓楼”开通的电子政务服务系统，市民只需拨打电话“12345”或进入鼓楼区政务网站，点击“呼叫直通车12345”，就可进行政务咨询、市政管理投诉、效能举报等。

3.让更多企业在信息化浪潮中成长

就在考察湖前小区的那天，在小区里的一间社区活动室里，习近平召集省直有关部门和参与“数字福建”建设的企业负责人开了一场座谈会。

“当时就明确了方向，就是信息化不应由政府大包大揽，而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时任省数字办副主任、现任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庄荣文回忆说。

榕基公司正是参加那场座谈会的企业之一。公司董事长、总裁鲁峰在会上作了数字小区建设情况汇报。“政务信息化，一端是政府，一端是社区居民，我介绍了通过互联网，政府能够为百姓提供哪些服务。”鲁峰说。

这家从事软件开发的公司1993年10月成立，1997年后业务逐步拓展到交通政务、协同办公、内容管理等，成为优秀的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商。

2001年，“数字福建”建设伊始，榕基公司就参与了“三网一库”等项目的前期工作，特别是“中国福建”门户网站的规划、设计、建设，进而成为“数字福建”建设的重要参与企业之一。

凭借在“数字福建”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品牌、人才等优势，榕基的市场拓展到北京、河南、广东、浙江等地，如今已是国内电子政务细分领域最具竞争力的服务商之一。

“如果不是参与‘数字福建’建设，榕基的发展不可能这么快。可以说，参与‘数字福建’建设，是公司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鲁峰感慨地说。

在信息化浪潮中成长的企业，远远不只榕基这一家。

1994年，胡钢、王晶等创立新大陆公司。草创之初，企业遭遇成长的烦恼，时任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给予大力支持。20多年励精图治，新大陆成长为横跨物联网等多个领域的高科技产业集团，是中国唯一掌握二维码识读引擎核心技术的企业，全球仅5家企业拥有此技术。

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期间，专门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指出创新是我们国家也是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他们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占领国际市场。

十多年来，福建涌现出多家像榕基、新大陆一样的卓越的信息产业企业，在“数字福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省有50多家企业在专业细分领域居全国乃至全球领先水平， 13家企业入选全国软件前200强，入选企业数位居全国第4位。

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17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确定的目标和方向，紧紧围绕“坚持统一领导、统筹规划、统一标准、资源整合”的顶层设计和全省“一盘棋”的建设思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扎实推进“数字福建”建设这项信息化世纪工程，基本建立起具有福建特色的集约化、低成本、可共享和可持续的区域信息化发展模式，信息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数字经济占福建省经济总量比重已超三分之一。目前，全省信息化综合指数居全国第六位，互联网普及率居第四位，两化融合水平居第七位，省级政务门户网站测评居第四位，信息经济发展规模居第六位。

习近平当年描绘的福建信息化蓝图正精彩呈现。

“如果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300多年前，科学巨子牛顿如是说。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这得益于一个个“巨人的肩膀”。“数字福建”，正是这样的一个“巨人的肩膀”。

引领时代，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

引领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 200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与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沧海争流》剧组人员交流。（资料图片）

东南网8月30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段金柱 郑璜 林剑波 通讯员 林宇熙）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论述文化自信。“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他指出：弘扬“闽东之光”，鼓励文化工作者“多出力作、佳作、大作、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精神支撑；

他重视舆论阵地、文化传播载体建设，亲自推动《闽东报》复刊，关心、支持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宣传思想工作，为讲述“福建故事”搭好平台；

他关心文艺团体生存发展，从软硬件、体制机制等方面提供保障，为文化繁荣“保驾护航”，推动了闽剧振兴，福州及福建戏曲、歌舞、书画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他极为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思想和观点，推动了福州三坊七巷、三明万寿岩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延续福建文化的“根”与“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风云雄气象，笔墨辟鸿蒙。”

物换星移，转瞬十多年过去了，习近平点燃的文化星火，至今仍熠熠生辉，不断发扬光大。近日，本报记者探访八闽大地，追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推动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敬佩的今天。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我们的信心”

　　——习近平《摆脱贫困·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

　《山海的交响》激荡人心

“颂赞家乡海山的歌声是最壮美的。”26年过去，年逾古稀的王凌还完好保存着冰心先生1991年2月从北京寄来的亲笔题词。

原来，1991年1月，时任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的王凌，给祖籍福州的冰心先生寄去了《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录像带、歌曲集和信件，请她提出宝贵意见。冰心先生随后欣然题词，高度评价《山海的交响》。

电视音乐片《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是闽东文艺史上的佳作，至今仍为闽东人民念念不忘。而催生这一艺术硕果的，正是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

当时，宁德还比较落后，无论是抓经济发展还是文化建设，闽东人显得不够自信，较有压力。

深入基层、广泛调研之后，习近平认为，压力可以使人“穷则思变，知难而进”，但不希望“人们只看到穷，那样就很容易失去信心”。

如何提振干部群众的自信心？习近平指出，“在讲压力的时候，不要忘了讲动力”，这动力来自“闽东的光彩”，一种精神、文化的支撑力量。

什么是闽东的光彩？在《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中，习近平分析道：“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

习近平还从战略高度阐述了文化建设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近代史上许多内忧外患的危机，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敬佩的今天。”

闽东的文化建设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习近平指出：“我们有一个明确目标：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闽东的信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路，习近平设想，拍摄一部电视音乐片，利用电视这一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展示闽东的闪光点。这样，走向全国，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大家就会向往闽东，热爱闽东，把心血汗水浇灌在闽东”。

1989年10月8日，宁德地区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宁德地区文联正式成立。会议期间，时任省文联副主席、省音协副主席章绍同与省音协艺术创作委员会主任郭祖荣向时任宁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王凌建议：“由省音协与地区文联联合创作一部歌唱闽东的电视音乐片。”

王凌向习近平汇报了这个想法，当即得到习近平的赞同和支持。“在闽东宾馆，大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习书记说，这部电视音乐片要展示闽东的闪光点。有风光画面，有歌曲，视听结合，情景交融，雅俗共赏，形成一个闽东风味。他还建议，先按商谈的内容起草一个方案。至于题目，大家也讨论了一下，初定为‘山海的交响’。”王凌回忆。

1990年1月，根据习近平“要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尊重艺术家”的要求，宁德地区文联与省音协共同召开创作会议。经过反复探讨，音乐片的具体构想渐渐清晰，就是要突出四个“风”——通过优美而有特色的歌曲演唱，反映闽东的山海风光、建设风貌和风土人情，尤其要突出反映闽东人的风格，即改革开放的博大胸怀和滴水穿石的坚韧意志。

1990年2月27日，在闽东宾馆，习近平和创作组座谈。习近平动情地说：“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诗歌为心灵的抒唱。大家辛苦了。”

习近平认为《山海的交响》的立意概括得很好：“这是山与海的交响，山海风光与闽东精神的交响，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响，是力与美的交响。”并提出：“这也是艺术家与人民心灵的交响。”他希望，这些来自生活的歌曲，再回到群众中去接受检验。

“20多年过去了，很多文艺工作者和我一样都觉得，这四个‘风’的主旨和五个‘交响’的立意，高屋建瓴，放在现今这个时代也不过时。”王凌说。

1990年12月24日，长达50分钟的《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在福建电视台演播厅举行首映礼，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应邀参加。他说：“这部片子弘扬正气、弘扬民族文化，使大家看到信心、前途和力量，弘扬了闽东的风格和精神，激发了群众。”观赏者一致认为，这部电视音乐片融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将闽东之光展现给了世人。

1991年2月，《山海的交响》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在全国尤其是福建产生了巨大反响。同年，该片荣获福建省第四届电视艺术奖一等奖、全国第五届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1995年3月，又获得福建省首届百花文艺奖。

在闽东，不仅“山海”是“闽东之光”，畲族文化等也是闽东文化的闪光点，习近平高度重视这方面的文化建设。

1989年1月和6月，习近平明确要求，抓紧修建畲族博物馆，办好畲族研究会和畲族歌舞团，以丰富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宝库。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1990年10月，首届福建省闽东畲族文化艺术节在宁德成功举办。

近30年过去，很多当年的亲历者依然觉得，习近平关注闽东之光，不仅在于具体的作品、场馆，更在于精神力量的支撑。他有着更高远的冀望：通过倡导弘扬闽东之光，激发闽东人民蓬勃奋进的动力；宣讲传播闽东之光，增强闽东人民的自信心，也让远方的人们了解闽东，促进闽东对外开放。

　多出力作、佳作、大作、杰作

“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殷殷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对文艺创作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如何更好地创作，就有着深邃的思考。

1992年5月19日，在福州市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大会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福州的文艺事业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做到“三个相适应”：与福州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相适应，与福州作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程度相适应，与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所应起的作用相适应。

为此，他要求，“各艺术门类都要大力提高艺术生产力”，不仅注重数量，也要讲究质量，“争取多出力作、佳作、大作、杰作”。针对当时的文艺发展现状，他提出，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要全面发展，比较薄弱的文学、音乐、影视创作要向屡创佳绩的闽剧学习，大力改观；要更多地挖掘福州的历史和现实题材，突出福州的地方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福州风格、福州流派、“福州味”。

正是有了这样深远的思考，习近平的目光触及到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身上。“不单是台前的文艺人才，习近平书记也很关心幕后的创作者。处于寂寞状态的创作者，恰恰是文艺精品最根本的源头。”时任福州市剧目创作室主任马书辉回忆。

受到习近平关注的，是一部54万字的反映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长篇小说，以及它的作者池敬嘉、华瑜夫妇。

“1993年5月18日，我接到市委办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习书记希望了解福州市的文艺创作情况，让我这两天不要离开福州。”池敬嘉笑着说，一直以来他喜欢全国各地“到处乱跑”，收集、考证创作素材。

1993年5月20日上午8时许，池敬嘉与夫人华瑜、闽剧编剧杨基一同来到习近平的办公室。杨基等人创作并由福州市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马江之战》，当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3次，全国各省市电视台也相继播放，轰动一时。

池敬嘉记得：“当时市委办工作人员说，谈1个小时左右。我还说，1个小时太多了。”哪承想，这一谈，就是一整个上午。一开始，他们有些拘谨，习近平对他们说：“今天就当作聊天，我想了解一下创作情况。近几年来，市委提出‘振兴闽剧’之后，福州戏曲界已出了一些好作品，但相比之下，福州在小说、影视创作方面还显得薄弱一些，必须迎头赶上。”

令池敬嘉意外又惊喜的是，“习书记对历史文化十分关心且很有研究，印象最深的是，他还提到了黄乃裳的三弟黄乃模，在甲午海战中与邓世昌一起率领‘致远’号将士壮烈牺牲”。

“习书记说，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厚重的历史题材和人物值得去写。比如二七工运烈士林祥谦、黄花岗英烈林觉民的事迹可歌可泣，很有文学价值。再比如，马尾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是马江海战的发生地，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这些历史和人物都可以成为创作的源泉。”池敬嘉说，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与他们谈马尾船政、林则徐、黄乃裳等福州历史文化、名人，给他极大的启发。

对此，习近平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对一些历史人物包括洋务运动的人物，给予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在文艺作品中给予客观、公正的反映。这样的作品目前还很少，福州的作家不来反映福州的历史和人物，这能行吗？”

池敬嘉说：“对于创作什么，习书记不仅关心历史，也关心现实。”在交谈中，习近平说：“文学艺术不仅要反映历史，而且更要善于在现实中寻找题材。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中有不少题材需要文艺工作者下功夫去挖掘、选取、提高。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是改革开放的讴歌者。”

针对各个文艺门类如何全面发展问题，习近平说：“福州的文化工作在普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提高上还缺少尖子，缺乏‘拳头产品’。福州市已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但必须改变文艺工作者各自为政的状况，使大家团结起来，形成‘集团军’，这样才能产生一股巨大的创作力量。”

1993年6月10日《福州晚报》（当时的福州市委机关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市委书记与作家畅谈创作”，这在当时的福建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这么隆重的“阵势”，池敬嘉始料未及：“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天的《福州晚报》。我没想到，一位市委书记在百忙之中和我们几位作家畅谈了这么久；我没想到，习书记对创作这么关心、这么在行；我也没想到党报还这么高规格地做了报道。”

这次谈话，也影响了池敬嘉此后的创作之路。他开始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福州这块拥有丰富历史文化宝藏的土壤。2013年，池敬嘉花了20多年研究、创作完成的以黄乃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这与习近平对黄乃裳的关注，以及鼓励池敬嘉进行这方面的创作，不无关系。

“作为爱国侨领，黄乃裳第一个率领福建移民开拓南洋，推动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池敬嘉说，习近平在1991年11月召开的黄乃裳开垦“新福州”9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黄乃裳先生的爱国主义、艰苦创业、不懈探索与追求进步的精神，“习书记眼光长远、开放，现在他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内在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拓展宣传文化阵地，奏出时代强音

“如果没有习书记亲自推动，《闽东报》不会这么快复刊。我也不会改变命运，从一个基层通讯员变成党报总编辑。”回首近30年前艰辛创业的点点滴滴，已退休10年的《闽东日报》原总编辑王绍据颇为感慨。

《闽东报》是宁德地委机关报，1952年创刊，1969年由于历史原因被迫停刊。改革开放后，省内南平等地市党报相继复刊，但《闽东报》复刊一直搁浅。

1988年6月，习近平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他多次在地委会议上强调：任何工作，舆论先行，宁德没有报纸怎么能行！1989年5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地委专题办公会，议定了《闽东报》复刊时间、机构规格、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事项。6月15日，地委专门成立了《闽东报》复刊筹备领导小组。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近平参加了复刊大会，并给各记者站站长颁发记者站牌匾。他还特地写了署名文章《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为〈闽东报〉复刊而作》，发在第一期头版头条，“期望《闽东报》重展当年雄姿，紧扣时代脉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时代的强音。”

1989年11月8日，复刊一周，习近平又主持召开地委办公会议，专题研究《闽东报》复刊后亟待解决的人员、经费等问题。1990年5月3日，调离宁德前夕，习近平又专程到闽东报社召开宣传、新闻工作座谈会，看望员工，亲切话别。临行前，他反复嘱托报社班子，要把报纸办好，为闽东争光。调离宁德后，他依然牵挂着《闽东报》的成长。每每回忆起此事，王绍据仍感动万分，“习近平总书记对《闽东日报》的关心，闽东报人永远都忘不了。”

复刊《闽东报》是为了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在宁德，习近平还创设了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新闻“两会”制度。时任福建日报宁德记者站站长卓新德是亲历者。

“习近平到任宁德地委书记没多久，有一天打电话请我到他办公室商谈事情。他开门见山就说，为了加强与福建日报等媒体的沟通，也为了媒体记者了解地委的工作安排和全区工作进展，是不是可以设立新闻‘两会’制度？”卓新德回忆，之后敲定的新闻“两会”制度正式开始运转。

新闻“月谈会”：每月10日召开，由地委负责人介绍一个月的工作安排，重要工作的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等；由福建日报记者介绍每个月报社的宣传要求、报道安排，以及新闻界和群众对地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等。

新闻“通气会”：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日召开，由地委办主任向记者通报每季度地委、行署正在抓的重点工作、阶段性成果、全区性重要事件，并当场答复记者需要了解的事情。

“新闻‘两会’，就相当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新闻发布会。当时，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仅有的，受到我们新闻工作者热烈欢迎，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获取信息、开展采访工作。”卓新德说。

当时，宁德正处于“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群众反映情况、表达诉求比较多，福建日报宁德记者站也成了群众来访的“接待站”。为此，地委、行署赠送了一台原装进口空调和一套转角沙发给记者站，用于接待群众。“当时，连地委、行署都没有这么好的空调，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群众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卓新德说。

1990年4月，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依然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在1990年6月4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新闻界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指出：现代领导需要通过新闻媒介同群众建立联系，任何忽视新闻工作的倾向都是要吃亏的。

习近平说：“新闻界既是益友，又是良师。市委、市府将一如既往保持同新闻界的密切联系，同大家一起更好地运用新闻舆论工具，贯彻落实好党的方针政策。既欢迎大家正面宣传福州，以鼓舞福州人民的斗志，提高福州的知名度；也欢迎大家指出福州存在的问题，以利于我们改进工作。”

延续在宁德的做法，1994年10月，福州市委、市政府正式建立每两月一次的新闻记者月谈会制度，以进一步强化与新闻界的沟通。在当月14日举行的月谈会上，习近平等市领导与记者进行了对话和交流。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重视发挥党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作用，经常关心《福州晚报》的发展，并到报社现场办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福州办事指南”》，反映群众对提高机关服务水平的呼声。习近平看到报道，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编写。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编写完成了26万字的《福州办事指南》和19万字的《福州市民办事指南》，当年6月出版，大大方便了外商投资经商和市民办事，真可谓是“一册在手，办事不愁”，很多老百姓竖起了大拇指。

对于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习近平更是关爱有加，在关心、支持福建日报新闻宣传工作，为党报事业发展排忧解难的同时，还身体力行为《福建日报》撰稿。

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在《福建日报》上共刊发32篇署名文章，包括词作《念奴娇·忆焦裕禄》、诗作《七律·军民情》、谋划福州发展的思考《再造一个“金三角”》和《关于扩大开放的思考》、总结“晋江经验”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等。

1990年12月，习近平在同记者座谈时说，“《福建日报》是我最喜欢读的党报之一，是每天必需的‘早餐’”。他说，党报党刊始终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各级各部门和干部群众要把党报党刊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在阅读、学习中了解全局、掌握政策、提高认识、指导工作。

《福建日报》创刊50周年、60周年，习近平不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都发来贺信祝贺、鼓励。2002年8月25日，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挂牌成立，出差在外的时任省长习近平特地发来贺信，希望福建日报“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工作队伍，做强做大报业集团，不断扩大影响力，把报业集团建成我省宣传战线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主力军和主阵地”。

对广播电视事业，习近平也很关心，多次接受福建电台、电视台的采访，纵论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2002年7月31日，福建省“十五”期间社会事业重点建设项目——福建广播电视中心开工建设，时任省长习近平出席开工仪式，并为中心工程培土奠基。2011年1月1日，福建广电中心正式启用，全省广播电视硬件设施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

引领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 199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代省长）参观永定暴动遗址。（资料图片）

　二、“要软、硬件一起抓，逐步改善文化事业单位条件；要引进、培养并举，抓好文化队伍建设，力争一流的水平、一流的质量；要加强宏观调控，理顺管理机制，确保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199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福州文化系统干部职工座谈会上讲话

“半边楼”·“桂芳桥”

“因为有了习书记的支持，我们画院的‘半边楼’终于变成了完整的楼！”回忆往事，时任福州画院副院长刘兴淼感慨地说。

福州画院是福建建立最早的书画创作和研究的专门机构，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于山半坡处有两层楼，但已不适应画家创作和举办画展的需要。

此后，他们规划建设二期工程，让“半边楼”完整。“规划做了，设计图纸也请省建筑设计院设计好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就是落实不了，没法开工建设。”刘兴淼说。

没想到，此事惊动了市委书记。

1994年5月10日下午，习近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赴福州闽剧一团、市美术馆、市群艺馆、市文联等单位调研，并主持召开了文化系统干部职工座谈会。

为繁荣福州文化事业，习近平明确指出，要软、硬件一起抓，逐步改善文化事业单位条件；要引进、培养并举，抓好文化队伍建设，力争一流的水平、一流的质量；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理顺管理机制，确保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这次座谈会，针对文艺界人士提出的“忧”和“难”，习近平当场拍板决定支持福州画院二期建设，并将其列为1995年福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之后，工程立马提速。资金有保障：省里出200万元，市里出400万元；建设有进展：1995年年初正式开工，年底竣工。场地有保障之后，画家们更能施展才华，一批福州画家崛起，并蜚声八闽乃至华夏画坛。

担任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之后，在繁忙的工作中，习近平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2000年11月3日，时任省长习近平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前往省闽剧团、芳华越剧团、省人民艺术剧院、省歌舞剧院、省艺术研究所、福建电影制片厂、省文联和省画院调研，与文艺界人士共商繁荣文化大计。

习近平说，文化事业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事业，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他希望各级领导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关心和支持文化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文化事业的合力和氛围。

这是一次调研，同时也是一次现场办公会。正是因为习近平的拍板，芳华越剧团“凤凰涅槃”，重振辉煌。

“当时，剧场条件简陋，排练不易。剧团也已经沉寂了很多年，演出很少。有人戏言，芳华到了福建，水土不服，该走了。”2000年从福州市调任福建芳华越剧团团长的林防说。

林防回忆，听完剧团情况汇报，习近平当场就决定“包个大红包”，拨款350万元，用于修建新剧场。得知进出剧院大门，须从南北两头跨过白马河，过小桥穿窄巷，十分不便，习近平又要求福州市在白马河上修一座桥直通剧团。“习省长说，芳华越剧团创始人尹桂芳等老前辈，当年在最艰难的时候，支援福建，并在福州安家落户，现在剧团发展遇到困难了，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

2002年10月26日，福建省芳华剧院落成暨桂芳桥开通仪式举行。新剧院可容纳800人、设备齐全、功能完善。而白马河上的新桥，就被命名为“桂芳桥”。

没多久，芳华剧院一改“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况，票友戏迷纷至，大门张灯结彩，成为白马河文化园区的一大亮点。芳华越剧团也再攀艺术高峰：新编越剧《唐琬》等多次斩获大奖；王君安、李敏摘取了戏剧“梅花奖”，“一团两梅”夺人眼球。

“福州班”·“顶梁柱”

硬件要支持，软件要保障。这当中，人才是关键因素。

习近平对培养人才，壮大文化队伍，也极为重视。举办北京舞蹈学院“福州班”，就是一大举措。这是北京舞蹈学院在上世纪90年代为地方举办的最后一届定向委托培养班，由此，成就了“永远的福州班”，至今仍传为佳话。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歌舞团（后改为歌舞剧院）百废待兴，全团上下踌躇满志，但苦于没有优秀人才支撑。

习近平等市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培养人才：从全省、全国选拔24名功底好的苗子，送到北京舞蹈学院定向培养，开设“福州班”，市里为此拨专款24万元——在当时，这不是一笔小钱。

1993年，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林姝敏，成为“福州班”的一员。和她同班的，还有其他23名面向全省及临近省份招收的、同样正值花季的学员。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福州送到高等艺术院校培育的首批舞蹈人才。

2017年，恰逢“福州班”毕业20周年。前些天，班主任拿出一张合影，林姝敏惊喜地发现，照片里前排中间的，正是当时到北京开会、专程去看望她们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市里的确努力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了最好条件。我们班是学院里第一个拥有班级电视、录像的，就为了方便观看影像资料。平时有任何困难，市里也会出面协调学校帮助解决。”回忆年少在京的求学生活，林姝敏颇感自豪。

1997年6月，24位学员完成学业，一回到福州，就投入到庆祝香港回归等各类文艺演出中。正因为“福州班”的培养，她们练就了一身真本领，成了福州市歌舞团的“顶梁柱”，甫一亮相，就成为福州乃至福建舞台上最亮眼的一群人。她们多次担纲省里、市里重大文艺晚会的演出任务，赢得满堂喝彩。

如今，“福州班”中的十多位，仍活跃在榕城舞台上，林姝敏已经是福州市歌舞剧院副院长，她还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被网友誉为“最美火炬手”，其他人或坚持演出或承担管理工作。离开剧团的几位，也各自精彩。

机制保障，振兴闽剧

2017年5月22日，一则喜讯从广州传来：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福州闽剧演员吴则文凭借在原创廉政闽剧《兰花赋》中的精湛表演荣膺“梅花奖”。

1993年，福州闽剧演员陈乃春首次摘取“梅花奖”。时隔24年，福州再摘“梅花”，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福州闽剧院）由此成为福建少数同时拥有两朵“梅花”的院团之一。

很多闽剧人感慨：“这与20多年前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全力支持闽剧事业发展，为振兴闽剧、繁荣文艺打下的良好基础，不无关系。”

闽剧，是闽都特色文化之一。主政福州期间，习近平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振兴闽剧、繁荣文艺文化。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戏剧戏曲惊艳全国。闽剧《天鹅宴》《丹青魂》先后荣获“文华新剧目大奖”、第三届“文华新剧目大奖”等多个国家大奖；闽剧演员陈乃春摘取了福州市第一个“梅花奖”。更令人称道的是，在习近平的倾力支持下，1993年5月23日，第三届中国戏剧节首次走出北京，在福州举办。

佳作频出，盛会举办，一时风光，但这却掩盖不了福州闽剧当时面临的烦恼和困境，主要包括：收入无法保障、人才引进难、排练演出场馆不够等。

“这并不是个案，所有的文艺团体当时都面临着这些问题。”时任福州市歌舞团团长林防回忆说。

习近平的一次现场调研、办公，从机制上为他们解决了烦恼。

1994年5月10日下午，习近平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赴福州闽剧一团、市美术馆等单位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没架子，很亲切，也不插话，只是静静听大家畅所欲言。习书记说，一定要重视传统文化，一定要关心艺人的生活，改善创作条件。”参加了座谈会的林防回忆。

正是在这次会上，习近平当场拍板决定，当年增加拨款补贴市属专业剧团人员工资，第二年（1995年）起正式列入财政预算。这项机制保障一直延续到今天。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闽剧人真的有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大家都感觉我们的烦恼和困难解决了，可以真正搞好创作了。”回忆起这个决策，很多当年参加了座谈会的闽剧人都颇为感慨。

没有了为生计所累的无奈，福州闽剧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屡创佳绩。2001年，《画龙记》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实现了福州市该奖项零的突破；2001年，《兰花赋》获中国第七届戏剧节曹禺优秀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等9个单项奖。一年双魁，誉满剧坛。已是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再作批示，希望闽剧院创作更多贴近时代脉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剧目。

此后，《黄乃裳》《红豆缘》《王茂生进酒》《林则徐复出》等闽剧也斩获多个国家级奖项，在更大的舞台讲述“福州故事”。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在陈晓岚的记忆里是“阳光普照”。“真的没想到，我们曲艺团也享受到了财政保障工资的同等待遇！”作为当年参加座谈会最年轻的代表之一，陈晓岚如今已是福州市曲艺团团长。

和福州闽剧院、市歌舞团相比，福州市曲艺团处境更艰难。“因为待遇没保障，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也动过离开的念头。”陈晓岚说，由于这个原因，她参加座谈会根本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最终曲艺团也享受到“同等待遇”。“刚坐下来时也是三心二意，结果，心却被习书记的话抓住了。”

那天之后，陈晓岚的心定了下来，而且“一定要重视传统文化”的理念，也影响贯穿了她此后的创作过程。她写的所有曲艺文本，基本都和福州特色有关。近些年，整个团队获得省级以上奖项100多个，国家级的也有近10个。

引领时代，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文化篇title= 200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考察。（资料图片）

　三、“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2000年1月习近平对保护三明万寿岩遗址作出批示

　琉球馆·邓拓故居

2017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欣闻鼓浪屿申遗成功，亲自批示，表示祝贺，并指示：“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传承下去。”总书记对福建历史文化的亲切关怀，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的谆谆教诲，让八闽儿女倍感亲切，心潮澎湃。他当年在福建关心、保护历史文物的种种情景，又浮现眼前。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

近30年过去，再度回味1991年3月10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说的话，仍感觉到振聋发聩，引人共鸣。

这源自一场抢救文物的紧急行动，而且，由此揭开了福州保护文化遗产划时代的一页。

文物就是位于福州市中心南后街与杨桥路交会处的林觉民故居。林觉民烈士就义后，林家人为逃避清兵的追杀，躲到福州远郊，将此宅卖给了冰心先生的祖父。1982年，这里被确定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但在1989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在一家工厂工作、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刺眼的“拆”字还是被写在了市文物保护碑上。

福州市政协委员张传兴再接力，立即写信给刚到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习近平，并撰文《林觉民、谢冰心故居不容再拆》，发表于1990年12月1日的《福建日报》，指出“如此不顾社会效益，不免使人失望”。

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市文管会核实，同时要求有关部门暂缓拆迁，并于1991年1月27日作出批示，要求市委办公厅核实情况。

1991年3月10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亲自主持。时任福州市文管会常务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启权参加了会议。

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习近平问黄启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黄启权回答：“对，我们站的地方就是林觉民故居的大厅。”“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习近平的话语很简洁。

当年5月31日，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月9日，在辛亥革命福州光复80周年纪念日当天，林觉民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

因为一直为保护林觉民故居奔走，李厚威的命运也得以改变，他由工厂正式调入林觉民纪念馆工作，后来担任馆长。“开馆当天，习近平书记除了参加剪彩仪式，还亲自给省外客人当起了讲解员。开馆1个月内，他又3次来馆了解观众反应，作出整改指示。”李厚威回忆。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而今，纪念馆每天游人如织，馆内播放着后人配音的《与妻书》，穿越时间的长河，依然催人泪下。

这次现场办公会，不仅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保护文物的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

从此，福州文物保护进入“新时代”，在滔滔历史洪流与城市发展的浪潮中，古城风貌与城市记忆得以留存。

在福州台江区琯后街，穿过小巷，一座白墙青瓦的两层清代建筑跃然眼前，门楣上的“柔远驿”三字，述说着一段福州与琉球的友好往来史。

“柔远”二字，取自《尚书·舜典》中的“柔远能迩”，寓意是怀柔远人，以示朝廷对外邦的安抚。明朝成化年间，市舶司自福建泉州移置于福州，设立了附属机构“柔远驿”，作为接待琉球国宾客及与琉球贸易往来的场所，民间称之为“琉球馆”。当年设有进贡厂，颇具规模，后来长期改作他用，馆舍年久失修。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十分关心和重视福州与那霸（冲绳县首府，古琉球王国首都首里城遗址所在）的友好交流，他曾于1991年5月率友好访问团赴那霸参加两市结好10周年纪念活动，那霸市政府修建了以“三山两塔一江”为基调的“福州园”以作纪念。1990年至1996年间，他还多次会见那霸市友好访问团，为两市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1991年3月10日习近平书记主持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决定修复琉球馆，作为福州市中外文化交流纪念馆，并落实了具体工作事项。”黄启权回忆，修复、陈列工作均由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费由市政府核拨。

历时一年，设计、搬迁工作完成。1992年11月，习近平亲自检查了解修复、陈列情况。1992年12月9日上午，琉球馆修复暨福州对外友好史馆开馆典礼举行，习近平到场致辞并剪彩。

“那天，日本那霸市议长、副市长等人也应邀参加。”黄启权说，琉球馆的开馆是福州与那霸两市友好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琉球馆的重新修复竣工和那霸市“福州园”的建成正是双方发展友谊而共同努力的新成果。

2016年，时值福州与那霸缔结友好城市35周年，同年8月，琉球馆陈列布展工程启动。2017年1月，琉球馆史迹陈列展揭幕，回顾、展示两地之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文物，是目前全国仅有的此类历史主题博物馆。

除了林觉民故居修缮、琉球馆修复，黄启权还主持修复了邓拓故居，参与修复了华林寺、于山大士殿、戚公祠等。“我算是半路出家的‘文物人’，但正是因为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参与了这些工作，‘与文物共存亡’的意识从此刻在了心中。”86岁的黄启权感慨地说。

修复邓拓故居最让黄启权记忆深刻，回忆此事，他一连用了三个“困难”形容：“那时，收回困难，拆迁困难，修复更困难。”

1912年，邓拓出生于乌山脚下第一山弄4号的木楼中，度过青葱岁月，而后一生为党的事业奋斗。

1991年4月20日，邓拓夫人丁一岚致信给习近平，建议修复邓拓故居，并予以开放。彼时的邓拓故居产权复杂，年久失修。

1991年5月初，习近平首先批示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查。从当年10月开始，整整花了一年时间，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92年10月由市政府出资赎回产权，11月9日正式办好产权转移手续，从此，邓拓故居由市文管会接收、管理。

1992年11月8日，福州市政府拨款修复。其间，与丁一岚女士及其子邓壮充分沟通，经过半年时间的四五次修改，最终定下具体修复方案。1993年12月，历时半年，按原貌修复了主楼，修整了庭院，恢复了自然景观，还把摩崖石刻、墨池和水井等古迹一一复原，故居修复全面竣工。

1994年2月24日，邓拓故居修复竣工暨开馆典礼举行，习近平亲自参加并讲话。73岁的丁一岚女士抱病从北京赶来。当天，下了大雨，丁一岚在致辞中深情呼唤：“邓拓，您归来啊！福州人民想念您！”一往情深，令人动容。

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还对林则徐出生地、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等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位于三明市的万寿岩遗址被发现，把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由此被人们称为“南方周口店”，具有重大的价值。不过，由于万寿岩早就被三明钢铁厂出资购得，作为采矿点。当地热心村民担心矿山开采危及遗址，于是到处奔走相告。

1999年12月底，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一直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三钢马上落实，以大局为重，全面停止了在万寿岩的爆破开采，异地选定了新的采矿点。

此后，万寿岩遗址保护工作提速，并取得重大进展。2001年3月，万寿岩遗址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6月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我曾有幸主持过福州这座美丽古城的工作，曾为保护名城做了一些工作，保护了一批名人故居、传统街区，加强了文物管理机构，增加文物保护的财政投入。衷心希望我的后任和全省各个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比我做得更好一些。”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为曾担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曾意丹所著的《福州古厝》作序，他再次忆起保护文物的“福州往事”。

在《序》中，习近平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对照回味，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福州瓷牌”·“四个一”

顺着文儒坊的石板路，寻至大光里北侧8号，坐落着“福州首屈一指的诗楼”，斑驳的红木门上挂着一块搪瓷铭牌——“福州市名人故居·陈衍故居”，落款为“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十月”。

这种铭牌用搪瓷烧制而成，不惧风雨，相当于从法律意义上保护名人故居。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如现今强烈，在这样的氛围中，福州市就创新探索出“挂牌保护”的做法，在当时尚属全国首创。

正是在1991年3月10日的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对名人故居、遗址等分别采取立碑纪念、挂牌昭示等办法加强管理，并一律建立档案。

1991年3月12日，省市人大代表视察福州市文物工作反馈会上，福州市正式决定用市政府挂牌形式从速保护一批名人故居。1991年9月，经调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64处市区名人故居，比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挂牌保护。

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1月，这64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了搪瓷烧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包括陈衍故居、陈若霖故居、高士其故居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公布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20多年过去，这些故居有的已经升格为各级文保单位，其他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义得到妥善保护。这些故居门前依然挂着独具时代特色的搪瓷铭牌，经历风雨，见证历史。

“这些故居中绝大部分当时还不算文保单位，原则上不受文物法保护。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挂牌保护起来，很多都会在城市建设中面临被拆的命运。近30年过去了，回头看，当时的做法是多么富有远见啊！”黄启权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着眼长远，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法制化，除了“福州瓷牌”这一创新之举外，他还做了多项开创性探索和实践。1991年3月10日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就议定了“四个一”保障机制，至今仍广受称赞。

一个局。现场办公会确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增加事业编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市委常委会又议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考虑设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为市直二级局，人财物相对独立，定编20人。

一个队。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队，1991年6月正式成立，定编8人。这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平，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多年来，福州市考古队在多个考古领域创下辉煌业绩。

一颗印。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现有使用单位，都要与文物主管部门签订‘使用保证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992年开始，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盖规划建设部门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门的一颗印，保护文物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建设性破坏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黄启权说。

一百万元。过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此次现场办公会议定，从当年（1991年）开始，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福州瓷牌”、“四个一”制度，以及一系列具体保护举措，奠定了福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今年，福州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文物保护工作，继续强化“四个一”文物保护机制。

“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前瞻性思想和观点以及开创性实践，既为八闽大地的文化传承和复兴注入了时代活力，也为后来者薪火相传传递文明之光、建设文化强省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八闽儿女正汲取先行者的智慧和营养，砥砺奋进，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在追寻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讲好“福建故事”，贡献“福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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