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医保都是有封顶限制的，例如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针对老人和儿童做了不同的限制，前者为7万，后者为13万。

　　此前，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对这一等级制度提出批评：政府应该保证每个公民的最基本的国民待遇，不应厚此薄彼。

　　他以上海的医保制度改革举例，公务员们在本世纪初即已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考虑到福利刚性，公务员再另有医疗补贴，“起码逻辑上理顺了”。

　　但他同时也承认，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年来中央部委一直以各种借口不参加北京市城镇职工医保，成为改革的阻力之一。

　　“目前还有至少2.5亿人没有参加各种形式的医保，所以政府的重点在于雪中送炭。”王保真说。

　　熊先军坐在办公室里算了一笔账：城镇职工医保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和个人负担，政府除了在缴费部分免除税收，并无其他扶持；但在城镇居民和新农合方面，财政缴费占到了七到八成。“比如新农合，100元中，政府出了80元；北京的城镇居民医保，政府出了1400元当中的1100元”。

　　“财富的流向，应该说还是正在向弱势群体倾斜。”熊先军表示。

　　在草屋搭建之后，由于多种医保制度并存，其中的缝隙与重叠变得不可避免。尽管政府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农民工两边都不参保或者两边都参保(城镇职工医保与新农合)的事例在各地都曾出现。

　　“我们也正在研究相应的办法，但解决起来绝非一朝一夕”，熊先军说，“新农合启动的时候标准只有50元，现在是100元左右，说明草屋正在加固。”(杨中旭)

　　(本刊记者陈俊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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