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配置的民主
正是由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过程中缺乏足够公平的规则体系作为基础,所以,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尽管很高,但财富仍难以完全摆脱经济、社会、精神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的背景下,财富的公正分配,仅靠福利政策是不够的——上述财富配置失衡的根源是财富创造与分配的一些环节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规则、制度扭曲现象,所以重要的是调整这些规则、制度。
首先,按照法治原则确保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假如企业与劳工处于平等的政治与法律地位,那么,双方进行公平的谈判,确定能够承受的工资、福利水平,既可使劳工工资与生产效率同时提高,又不至于给企业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假如打破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市场更加开放,那国有垄断企业的收入自然会趋向社会平均水平。恢复财富配置平衡,就是让民众在市场过程中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政府公正地充当裁判,不偏袒任何一方。
其次,按照宪政原则,重新设计政府与社会之间分配财富及财政支出的制度框架。政府需要掌握一定资源,但政府应当掌握多少资源?这不应由政府单方面决定,而应通过公共选择过程,由民众通过其代表机构来决定。基于这一结果,或者继续加税,或者减税,都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当然,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如何花费,同样需要由民众通过其代表机构来决定。
归根到底,当代中国理顺财富配置平衡的关键是,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其核心原则是民主与公正。 (秋风)
失衡的财富地图:国民并未同步享受经济成长果实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工资收入是多数社会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一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说明众多国民尚未同步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
2003年,从西部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工作才一年的胡兰,在西安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她的第一个月工资是2314.2元,感觉钱还很经花。“一有空就和朋友在家弄火锅、看碟,生活算是小资了。”胡兰说。
睡在她上铺的“姐妹”,大学一毕业就去了北京。2003年,在家人的资助下,买了一套位于北三环附近的房子。虽是小户型,却也还住得乐和。那时,“房奴”一词还未诞生,如果愿意在北京的通州买房,价格也不过两三千元一平方米。
2007年,胡兰也来到了北京工作。但此时,买房似乎成了大学时夜谈会里的童话。虽然胡兰的家人同意资助她10万元,自己这些年也攒下了20万元,可是随便看中一套房,要是买下来都会变成个“百万负翁”。
国家财富的剧增
而在这5年间,中国的国家财政,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从负债累累的赤字财政,变为真正富足的“财神爷”。
在去年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预期,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超过5.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7%。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突破20%。
事实上,中国的国家财政进入了一个连续的高增长期,增幅连续保持在20%以上,约为GDP增幅的2倍。
这样的境况让人很难想象,5年前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时,财政部还对央行欠债1582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至1995年之前,中国的财政收支除了1985年出现过盈余外,其余年份都是赤字。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财政透支”,所以,此后中央财政的所有赤字都通过发行国债方式来弥补。但对历史形成的透支和借款却未提出,也未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
1995年以前的财政赤字,除了一部分依靠发行国债外,其余的都是通过向央行借款解决,结果截止1994年年底,财政累计的借款高达1582亿元。
双方的这起纠纷最终在2003年10月23日,被提交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第5次会议上讨论。虽然在这次讨论中,未能形成彻底解决这笔财政欠债的办法。但这个罕见的、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的债务纠纷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那时的财政部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有钱。
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要从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两个方面来看。1994年以前,中国的财政状况在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被描述为“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
此后,历经数次税制改革、财政收支体制的调整,中央财政收入迅速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不断下降。
对出口退税机制的反复改革,可以作为一种参照:2004年,一改过去退税由国家全额负担的状况,将超基数退税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比例负担。
但事实上,地方财政收入同样在高速增长。
2007年财政收入情况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等传统大城市都有不错的表现。
北京市财政局公布称,2007年,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达1492.6亿元,较上年增长33.6%。至今,北京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已经连续13年保持在20%以上,去年北京平均一个月的财政收入就超过1995年全年的财政收入。
2007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创下十年来的次高值。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土地——源于杭州上海等地的土地储备制度,使各地地方政府学会了将土地作为巨大的财富源泉,“土地财政”一词不胫而走。
当然,税收总量的迅猛增长,是拉动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力。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税收保持着近乎两倍于经济增幅的高速增长,1998年至2006年的年均税收增长率为经济增长率的1.7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预测:“综合考虑2008年减税和宏观经济形势,2008年财政收入增速仍有望保持20%以上”。
国富民也富?
去年7月2日,中国劳动学会的论坛上,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平均年增长12%,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工资水平增长最快时期。
这个“好消息”招致一片热议。
7月2日到7月9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全国29个省区的1064人进行网络问卷调查,调查表明,高达85.4%的人感觉自己低于12%这个年平均工资上涨幅度,有明显的经济压力。
2005年,为了给孩子一个宽敞明亮的家,兰州大学的副教授杨芳和爱人商量后,终于下决心购置一套商品住宅。房子从购置到装修完成,花费42万元左右,其中购房款为33万元,简单装修用去约5万元,再加上购置家具以及必备的一些电器设施,又花了4万余元。
这次的购房行动,夫妻俩不仅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投入,另外还向亲戚朋友借了近8万元,银行贷款7万元。这对夫妻的工资年收入在7万元左右,面对房子和孩子的花销,已经觉得力不从心。
民众的这种感觉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物价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以来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近5年这个指数年均增长约3.1%,2008年1月同比上涨7.1%,创下了近11年来的新高。
物价不仅考验着很多人的钱包,甚至影响到年轻人的爱情指数。在北京,一对相爱多年但积蓄不多的外省年轻人,今年不得不第二次推迟婚期。结婚意味着戒指、摆酒席、婚纱照。两人又都来自农村,传统的家人对结婚的一些“必经程序”不容马虎。如今,当地光是“礼钱”的标准,就已经从2002年时的1000元涨到了1万元。当地人说,不是现在的姑娘挑剔了,而是1000块钱现在就够买双好鞋。
另一方面,挤占居民财富的是大幅增长的税收。1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司长舒启明,在该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称,200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实现个人所得税收入3185亿元,在2006年基础上增加了29.9%。
国民的收入并没有与国民创造的财富保持相应地增长,并不是一种感觉,有数据作为证明。
工资收入,是衡量国民财富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另外一份报告也支持了类似的结论。该所副所长刘尚希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3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一度从42.1%上升到56.5%,但此后却持续下降。直到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较最高比例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因为工资收入同时也是多数社会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一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说明众多国民尚未同步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
除了国家财富与个人财富之间存在差距,中国不同阶层的群体对财富的感觉也差别很大,包括垄断企业的职工与一般企业职工;一般企业中的劳工与资方;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农村常住人口与外出务工人员,城市中的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员,普通职员与领导干部等等。
按照学者的分类,当今中国社会被分为9大阶层,财富的分配在这些阶层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不均衡。
根据世界银行的另外一项计算,2005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47,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
实际上,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措施减轻民众的经济压力——特别着力于与民生相关的改革。
比如,个税起征点从1981年以来的800元,调整为2006年1月1日起的1600元,再调整到2008年3月1日起实施的2000元;在农村,沿袭两千年的农业税被废除,农民负担减轻;2006年,公务员加薪等等,但效果仍需观察。(房煜余佼佼)
劳动合同法遭遇尴尬:资方不买账 学者要求修改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面对财富分配中资本与劳动的所得严重失衡的局面,《劳动合同法》事实上表明政府准备在法律的构建上,直面当前劳资分配的不合理状况,但是结果却出现了资方不买账,一些学者要求修改的尴尬局面
还没开始实施,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声音就已满天飞。
所以两会前夕张茵(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修改议案、马介璋(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达成集团主席)的“缓行两三年”建议,都不让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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