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届政府自执政之初，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过去几年谈论得最多的“民生”政策，其本质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引导财富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重新分配。

　　政府的努力

　　在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三个环节上展开。首先，政府试图调整劳资关系，总理直接过问企业拖欠农民工薪酬问题，《劳动合同法》也试图扭转雇主、雇员关系的失衡局面，以此提高员工的福利收入。有关部门也准备采取措施规范国有企业员工收入。

　　其次，政府也调整了多个领域的税收，把更多财富留给民众。这包括取消农业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有税，实际上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有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起点，不少低收入群体免除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有些地方进行的增值税试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负担。

　　最后，政府也在逐渐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方面的投资，比如向农村、师范教育投入公共资金——2007年国家财政支持“三农”资金增至3917亿元，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超过3%，恢复师范生免费等等。

　　政府的这些民生政策已经收到了一定效果。

　　但是，由于财富配置的基本制度框架问题犹存，上述努力还未达到政府所追求的效果。

　　比如，政府一直表示要规范国有企业收入，但未拿出有效办法。政府本拟以《劳动合同法》调整劳资关系，但该法引起了广泛争议，不少经济学家、企业家要求修改这一刚刚实施的法律。政府想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但很多政策出台后，房价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显然，解决财富配置失衡问题，还需要一些新思路和更大的魄力。

　　无论中外，社会问题激化，通常发生在社会整体财富快速增长、但财富配置机制严重扭曲的时期——因为财富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人们的预期，财富配置失衡必然使很多人的预期落空。这样，即便他们的处境纵向来说已有所改进，但横向的比较也会让他们产生失望、不满心情。

　　因此，对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能否创造出财富当然是重要的，财富配置是否合理，同样重要。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均”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结果平等，而是指“政理之均平”，就是指制度设计合理，财富配置正义。

　　财富配置的三层失衡

　　过去二十多年，尤其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整体国民财富同样在高速增长，每个人的财富都有所增加。

　　但这些财富尚未给民众普遍带来预想的那么多幸福感。相反，从近几年的舆论可以看出，民众的心理焦虑并未显著缓解。症结就在于，合理有序的收入格局虽已基本形成，但在某些方面国民财富的配置失衡，其表现在从创造到财富再分配的各个环节。

　　首先，市场过程中的财富分配失衡，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国有垄断企业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企业，尤其是最近几年，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企业，国有垄断企业员工的收入也大大高于一般企业。

　　同时，在一般私人企业部门，资本与劳动的所得又严重失衡。人们议论比较多的现象是，若干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基本上没有调整。

　　这种财富分配失衡的根源是市场制度不够健全，市场参与主体的自由、权利不平等，造成财富配置的格局取决于参与分配的人的权利配置格局。

　　比如，相对于一般私人企业，国有垄断企业在市场活动中享有政府赋予、法律、政策保护的特权。他们可以免费占用资源，可以借助权力禁止私人企业进入某些利润丰厚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提高效率，依靠占有资源和垄断利润，国有企业就可以在账面上实现高收入。

　　在一般私人企业部门，资本与劳动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政绩，纷纷投入到GDP竞赛中。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昆山市政府所概括的“亲商、富商、安商”政策。由这样的政策所塑造的市场活动的制度框架，是对资本有利的，相对于劳工，投资者、企业享有了特权。企业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各种照顾。这样，劳工与雇主谈判的力量大大削弱，当然也就无力使自己的收入与企业效率同步提高。

　　其次，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在社会与政府间的分配再度失衡。简单地说，就是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而社会整体收入的增长落后于政府收入增长。政府公开统计的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本来就已经很快，政府还获得大量非税收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样算下来，政府收入的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高于民众的收入增长水平。

　　政府解释说，政府收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假如税制合理、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约束，那经济快速增长应当同时惠及政府与民众。

　　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主要是历史与制度的原因，政府收入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单方面确定的。于是，税制的设计本身就有利于政府增加收入。比如，当初制定税率时，政府以实际征收率较低为由制定较高税率。而在税收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却迟迟没有下调税率。至于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地方政府更是直接以垄断经营者身份进入市场，高地价的负担则由民众承担了。

　　第三，政府的财政资金在支出的时候同样存在失衡。

　　在政府收入快速增长的事实下，假如这些税收收入能够高效率地用于民众福利，那民众是可以接受这一现实的。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的民众税负确实高于中国——经常也有官员说，中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有提高空间。

　　但官员说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忽视了中国财政预算制度的缺陷，这种缺陷导致政府取之于民的资金，未必能够高效率地用之于民。

　　首先，大量政府收入尚没有进入预算，比如土地出让金收入、预算超收部分，政府是怎么花的，无人知道，民众当然有理由怀疑政府没有让这些钱用得其所。事实上，从预算就可以看出来，政府的钱确实花得不甚合理——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

　　相反，民众福利支出却有众多改善余地，即便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系，也经常产生逆向再分配效应——收入相对较高、较稳定的群体，尤其是政府雇员，福利最高，而最需要国家福利的穷人，包括农民人口，却曾长期普遍被排斥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