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圣人”高梦旦：谋国风度谋书事 引西学启民智厥功至伟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国教科书。

　　求贤心怀“谋国风度” 主动辞职将事业托付晚辈的胡适

　　在商务印书馆近代馆史中，公认有“两兴”：首兴于张元济，再兴于王云五。但在这两个炫目的名字身后，却有一个常被人忽略却又不可或缺的“贤臣”——高梦旦。

　　商务印书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与高梦旦对人才的发现扶持，及独到的慧眼、远见、气魄和真诚密不可分。

　　“五四”运动后，51岁的高梦旦自认对新学“所知不多”，主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并于1921年的春末夏初，亲赴北京邀请不满30岁的北大教授胡适前来担纲。

　　作为“文学革命”首倡者的胡适虽然已经“暴得大名”了，但资历与高梦旦相比还属于后辈，高梦旦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要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托付给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

　　胡适虽未上任，但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的王云五毫无名气，怀疑他才能的人，“商务书馆内外皆有之”。高梦旦却用了3个月时间，帮助他熟悉馆中各项工作，在王接手后还尽力辅佐。有商务元老感到不解，高梦旦解释道：“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国方得以长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几成废墟，王云五仅用半载，便使“商务”恢复元气。

　　多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说道：“他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求付托人的苦心，这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

　　高梦旦识才，亦爱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说月刊》主编，后者却向他提出三条苛刻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高梦旦全部应允。

　　在他患重病前，他用自己多年的薪水设立了“高梦旦奖学金”，1935年，国学大师钱穆的侄子钱伟长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个获得了高梦旦奖学金，后来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著名科学家。

　　高梦旦去世后，其墓志铭由胡适撰写。胡适对他敬重不已，在《高梦旦先生小传》里，胡适写道：“他爱国家社会，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