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圣人”高梦旦：谋国风度谋书事 引西学启民智厥功至伟

　　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力推严复、林纾著作传播西学

　　1902年，浙江大学堂选派学生十人赴日本留学，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领前往。在日期间考察整治、文化、教育设施，他深切地感到兴邦强国须重视文教，培养新人，要从基础教育开始，重塑国民品格和精神。当时，梁启超也在日本，梦旦出示他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更改历法的倡议，改写成的《改历私议》旧稿，梁看后认为，《十三月新历法》是近代世界改历的一种新学说，将它刊登于《新民丛报》。是年冬回国，应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之聘，任该所国文部部长，后继任所长。

　　他与张元济等彼此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出版来辅助教育的普及，开通民智。同时，他着手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指导思想是“凡关于立身、居家、处世，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

　　他根据颁定学制，分科编辑，由小学以至中学、师范各教科书，相继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蔡元培当时看到这套教科书，叹为观止，说这部书的认真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编写草率的风气。

　　商务印书馆因印刷发行《最新国文教科书》等教材声誉远播，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集编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大型出版龙头机构。它的规模、技术、人员曾一度在世界同行业中居一流地位，如此辉煌的成就被认为是当时“国人经营事业之最尖端者”。

　　商务印书馆初期，正值西学东渐之际，而商务印书馆“是真能得风气之先的”，当时闽人严复的《天演论》、林纾的《茶花女》虽已版刻印行，但数量不多，影响有限。经过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后，广泛传播，不胫而走。此后，林纾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止，与他人合作翻译了184部外国文学作品。严复的《天演论》《原富》等译著，都曾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多次出版和重印，仅《天演论》到1909年，就已经出到第九版。

　　严复、林纾的著作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与高梦旦的推荐不无关系。据长乐乡党、商务馆理化部部长郑贞文回忆：“早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文哲政经等书刊，福建的作家都占相当的地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氏兄弟和福建人士如严复、林纾等有同学同年的交谊，鼓励他们写作以丰富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