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后，寻访绝密“红色交通线”

　　一门七忠烈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在约3000公里的交通线上，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位于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的伯公凹交通站，凹字形土楼布满了岁月蚀刻的痕迹。这座二层小楼在深山密林中，看似平平常常，却见证了伯公凹邹氏“一门七忠烈”的悲壮故事。

　　伯公凹“一脚跨两省”，南为粤、北为闽。这里曾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也是赤白两区交界处。站在伯公凹，仿佛能感受到当年敌我对峙的紧张。

　　1932年5月，邓颖超等人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他们一行到达伯公凹时，一位叫邹春仁的交通员早已在黑夜中等了十几个小时。邓颖超他们都没想到，就在前不久，这位热情的交通员，失去了两位至亲。

　　原来，邹氏家族多人都参与交通线工作。邹春仁的兄弟邹昌仁、邹佛仁在执行交通线任务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接到消息后，邹春仁悲痛万分，却仍坚定信念，誓要完成兄弟们未完成的使命。

　　然而就在同年冬天，邹春仁在护送苏区急缺的一批珍贵电台时遭遇敌人突袭，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转移电台的时间，他鸣枪吸引敌人注意而被包围。邹家后人邹广敦说，后来曾叔公邹春仁被国民党军队乱枪打得肠子都流到了地上，家人们沿着崎岖小路“一路捡一路哭”。

　　多位亲人的牺牲没有阻挡邹家参加革命的决心。邹春仁牺牲的次年，他的堂兄弟邹作仁、邹端仁陆续被捕牺牲。邹端仁因运送食盐被捕后，宁死不交代盐的秘密。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他吊在大树上，严刑拷打后射杀，并在他的尸体上淋煤油点火焚烧。邹端仁大女儿邹桂英回忆说，她去收尸时，父亲已被烧成咸鱼干一样，自己此生便再未吃过咸鱼干。

　　成为一名交通员，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一切。出于保密要求，很多单线联系的交通员至死，家人都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成了无名英雄。

　　为什么在刀尖上行走的孤胆英雄们，宁愿抛下个人性命，湮没于历史，也要义无反顾地在这条隐秘战线上日夜兼程？烈士后辈这样说——

　　邹广敦说，当地的贫农们被旧社会“三座大山”压着，无立锥之地，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分田。直到红军来了，贫苦群众才有了田地，有了饱饭吃，因此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请求加入红军闹革命，巩固红色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

　　没有革命群众的掩护和支持，红色交通线恐怕难以为继。走进今天的伯公凹，这个不到10户人家的小村庄人人相熟，凡有外人出现都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村民们选择告密，不仅不用面对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白色恐怖，还可能得到一笔赏金。但即便冒着杀头的危险，他们依然选择和共产党、红军站在一边。

　　“中央红色交通线受到沿线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保护。”王盛泽介绍说，各地的交通小站，大多设在饭店、客栈、杂货店这样人员密集、往来频繁的地方。当地的堡垒户和革命群众，不仅自觉保守秘密，还积极地为交通站运送物资。

　　大埔交通站有两条专供运载物资的运输船，有时货物多，就通知其他船工和群众帮忙。“许多物资都要当地群众从陆路挑到目的地，据说参加抢运担货的大埔青溪乡群众最多时有100多人。”王盛泽说，当时交通站负责护送，运输则靠群众。群众很有组织，一叫就来，不论雨天黑夜。群众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等待来叫挑担。有的群众因为帮助运送物资被民团抓捕，不愿交代秘密而遭杀害。

　　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1930年建立，一直坚持到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之后，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同年秋天，中央苏区已经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行政县，总人口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

　　“党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对党好。”红色交通线长汀段交通员毛旭初之子毛伟先仍然住在父亲住过的房里，“当年父亲所在的地下党支部以毛铭新印刷所为秘密联络站。长大后，我们兄弟几人多次聆听父亲讲述红色交通线上的经历。我们定会将当年的革命精神化为家风，在红土地上传承延续下去。”（记者 邰晓安、秦宏、庞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