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在改革开放方面的重要贡献

　　从重在强调“改革的全面性”到隆重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特征是“破冰”，方式是“突围”，从性质上说是一种体制性改革，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从封闭型经济体制向开放型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这是从卵到蛹的孵化过程。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基础，就是初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

　　邓小平同志从推动改革开放伊始，就深刻认识到，改革绝非仅仅关乎经济领域，后来，他又特别强调了改革的全面性，即中国的改革是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全方位的改革。今天的改革开放，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力度、强度，已经超出了“改革的全面性”所能指称的范围，从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从强调“改革的全面性”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种转换的背后，是从体制性改革到结构性改革的转换。从广度和深度上，今天的改革再启动，已经与30多年前迥然不同，从而也就需要用全面观念和系统思维进行谋划。

　　今天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首先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因此，推进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身上。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角度，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历史眼光，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进程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后半程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

　　今天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其次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所有领域的改革，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规范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

　　既然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的特点，那么就必须坚持全局观念，体现系统思维。这就需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结合”。这也需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涉及面广的改革，要同时推进配套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还体现在要从世界大潮流大趋势中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种规则。”正是从广阔的国际视野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开放发展思想、开放型经济强国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对外开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