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聚焦·严复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

严复书法

严复译著（本组照片由严复翰墨馆提供）

编者按：1月5日，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严复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为了进一步做好严复思想的宣传，为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营造浓厚的氛围，特从中节选刊登三位专家的论文以飨读者。

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当代价值

□苏振芳

为救亡而进行思想启蒙是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一大特色 严复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引导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他把救亡与启蒙、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历史经验。

严复于1885年2月4日至5月1日，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文，疾呼变法，其惊世骇俗的议论使之声名日响，为世人瞩目。他首次阐述自己救亡图存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天演论》一书的翻译过程中。

出版和发行启蒙思想译著是严复启蒙救国思想形成的重要成果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这些成果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启蒙思想译著，对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影响巨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八大名著：《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严复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把握历史演进规律，推动晚清中国走出困境。

提倡社会变革是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突出理论贡献 在严复一生所翻译的170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语，这些按语体现了严复对探索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精辟阐述。

在政治学方面，主要体现于他1895年发表于《直报》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震动一时的政论，以及1897年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中。

在哲学思想方面，提倡唯物论，宣传进化论。为了推行维新主张，严复还针对清末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提出了“体用不二”的原则。他认为，体与用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

在经济学方面，严复是介绍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始的。严复译本定名为《原富》，对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起了扫盲和启蒙的作用。

在法学方面，严复的法学思想主要体现于《法意》的按语上。严复为《法意》加了许多按语，据统计达330条之多。这些按语内容十分广泛，既有译者对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各种评述，又有译者与此相关的中西文化方面的各种议论。

在社会学方面，严复曾指出《群学肄言》与《大学》《中庸》有相通之处，并把社会学作为教育的基础课程。严复疾呼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文，提倡新式教育。主张多办现代学校，引进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主张把学习好的学生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输入西方的逻辑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严复对西方逻辑学的输入，对我国近代社会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开创了研究逻辑学的新时期，推动了中国思维科学的发展。二是变阴阳五行思维为逻辑思维，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三是把西方逻辑与中国传统正名论相结合，促进了中国科学用语的精确化。四是对逻辑术语的翻译定名工作作出了贡献。

继续深化严复启蒙救国思想的研究与宣传 严复启蒙救国思想在当时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较大的价值。他不仅搭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对西方文明的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的领悟和褒扬。因此，要深入挖掘严复的启蒙救国思想，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严复在逝世前给后人留下“中国必不亡”的遗嘱，他认为个人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国家民族的前途大业是壮阔的大海、巍峨的高山，为祖国人民的利益，“则舍己为解”。分居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严复后人遵循着这一遗嘱，在推动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积极贡献，严复学术交流已经成为两岸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我们纪念严复，缅怀先哲历史功绩，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严复的文明观及其当代启示

□李承贵

作为熟谙中西文明的大师，严复站在中西古今交会碰撞的时代，对人类文明的交流、结合等课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主张和观念，至今仍然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仍然显示出特殊且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西文明究竟是相逆的还是相通的？这是晚清时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顽固保守派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本质的差别，根本没有通约性，因而不能进行比较，更不能相互吸收。严复基于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深刻认知，提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因为文明是人类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创造的，中国人、西方人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因而他们创造的文明必然具有共同性质，所以是相通的。严复提出的文明相通论，对于破除顽固保守的思维方式、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对中国近代文明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西文明既然是相通的，那么自然是可以结合的，问题是该怎样结合？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文明结合必须“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体，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学习西方只能学习西方的用，不能学习西方的体。针对这种观点，严复以牛马为例，指出牛有牛之体，从而有负重之用；马有马之体，从而有致远之用，因而不可能只取牛用而弃牛体。他认为任何文明都是体用结合的整体，不能割裂地去学习。

中西文明是相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文明可以毫无选择地吸收。严复崇尚归纳法，他认为，“公例”是最值得信赖的，如果西方人有的而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但西方人没有，这就不是“公例”，不是“公例”的文明，则是可变的。因此，那些在中西文明中不期然而合者，必然是不可背离的，从而是必须选择者，所谓“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严复这种观点体现了胸纳百川的博大气魄，对于近现代中国处理中外文明、中外文化交流之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严复不仅对中西文明交流、选择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对于文明发展秩序也提出了真知灼见。严复认为，无论是从天演进化规律看，还是从万物渐进的变化方式看，抑或从社会演进规律看，都警示文明的更替宜渐不宜顿，否则社会将动乱难安，因而文明发展秩序应该是“新旧相以为用”。因而，严复反对那种“悉弃其旧唯新之谋”的文明发展策略，认为只有坚持新旧兼顾的文明发展秩序，文明才可能健康地发展，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所以骏发而治安也。”这种“新旧相以为用”的文明发展秩序论，是严复对人类文明传承、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并且否定了那种抛弃传统文明的虚无态度，对规范新旧文明关系有指导意义。

文明也是一种资源，古老的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严复非常重视古老文明的价值，对于如何发掘古老文明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严复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而已。”严复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使那些对中国古老文明有失落感者生出新的希望，而且使那些在中西文明差异面前无所适从者有了具体的指导，其最值得称道的价值是，为发掘传统文明资源贡献了一种可操作性范式。总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严复的文明观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启示。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大力倡导美育的严译《美术通诠》

□皮后锋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精心译介的一系列西学著作，除《天演论》等众所周知的八大“严译名著”外，《美术通诠》等短篇译作也值得重视。

1897年，英国学者倭斯弗（William B. Worsfold）出版了《批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riticism）一书。此书以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19世纪艾迪生、莱辛、库辛、马修·阿诺德等经典作家为主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与流变，总结出真实、对称、典型化等三大文学批评原理及其在近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运用。

1900年，倭斯弗在《批评原理》基础上增删而成《文学批评》（Judgement in Literature）一书，按专题共分八章，其中第二章是新增内容，第一、八章增加了部分新内容，其余部分的主要观点与前者基本相同。整体上看，《文学批评》的论旨与前者基本相同，篇幅大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简写本。

倭斯弗《文学批评》是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批评入门著作，曾多番重印，1906年出版了波兰语译本，1920年出现在一份高中和大学教材的推荐书目上。

1906年初，严复担任中英文《寰球中国学生报》双月刊的主编及总撰述，积极为该刊提供稿件。其中，1906年12月—1907年6月，他选译了倭斯弗《文学批评》前三章《艺术》《文辞》《古代鉴别》，并附加按语，连载于该刊第3、4、5～6期。

通观严复的西学译著，其选择英文底本的标准与用意各不相同。既有论旨切合中国救亡急需且便于发挥的专著，如《天演论》，也有卷帙浩繁、侧重阐发学理的经典名著，如《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还有欧美流行丛书中篇幅短小、便于流传启蒙的新作，如《名学浅说》选自伦敦麦克米伦公司的“科学启蒙丛书”。至于《美术通诠》与《社会通诠》，则同选自英国登特公司的“圣殿启蒙丛书”。

从学理上看，严复选译《文学批评》前三章的主要动因，是基于对美育重要性的认识。严复早在1900年《原富》按语中指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中西圣哲所论皆同”，深切认识到艺术在陶冶情操、化民成俗方面的独特作用。1905年七八月间，他在《法意》按语中力陈中国传统教育中美育缺位的诸多负面影响，首次从国族生存竞争的高度极力提倡“美术”教育：“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使吾国而欲其民有高尚之精神，詄荡之心意，而于饮食、衣服、居处、刷饰、词气、容仪，知静洁治好，为人道之所宜……后此之教育，尚于美术一科，大加之意焉可耳。”

1906年6月15日，严复应邀演说《教授新法》，指出“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美术之功半存思理……德育主于感情，智育主于思理，故德育多资美术，而智育多用科学”，呼吁重视以往被忽视的“美术”（即“艺术”）。1907年，严译《美术通诠·篇三古代鉴别》有案语与此相呼应：“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斯宾塞尔曰：‘瀹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此迻译是篇所为不容缓也。”

“文学”是广义“艺术”的一个分支，倭斯弗《文学批评》第一章《艺术》，实际上是艺术通论。严复为突出“美术”教育主题，很可能原计划就是翻译该书前三章，故在翻译文本中离开原著书名而另拟题目《美术通诠》，否则，全书译完，倒显得名不符实了。这一特殊处理方式，成为严译中的一个特例。

20世纪初，虽有少数几位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大量使用“美术”概念，也认识到“美术”的功用及其与德育的关系，而《法意》按语表明，严复是近代中国提倡美术教育的第一人；《美术通诠》按语显示，该译著的作意就是专为提倡美术教育。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