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拾荒”者：记录中国乡村的视觉档案，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

　　原文首发于11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上图为版面截图。

　　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涂洪长

　　寸头、圆脸、略显羞赧的笑容、浓郁的闽南口音，初见郭国柱，迎面而来是一个小镇青年的亲切形象，很难把他和那些萧疏、冷峻的影像联系到一起，但又让人很快联想到他对荒村拍摄的热情与初衷。

　　虽然常年在外奔忙，但他身上并无倦态。交流过程中，他始终语气平静，甚至有意识回避某些激烈的情绪。谈到自己的职业选择以及由此收获的名声，言语间也极为散淡：“只是一种凝视、一种记录，改变不了什么，也标榜不了什么。”

　　摄影师郭国柱在拍摄荒村的途中。王阳阳 摄

　　记录中国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

　　被爬山虎几乎“吞没”的海岛石头房、被巨大的榕树“撑破”的断壁残垣、柳叶与绿藻覆盖的洗衣池塘、丢弃一地的碗碟和家庭相册……翻开郭国柱10年自由摄影师生涯中唯一的摄影集《城岭》，照片中没有人，但又全然不似常见的风光照。

　　在评论家的眼中，这是一份“记录中国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这些照片在网上热传后，有网友留言：“很亲切”；也有人借古诗词表达观感：“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但在郭国柱这里，这些强烈的情感映射和修辞冲动，并不是拍摄荒村的前置条件。为此，他一般选择在夏天展开拍摄，因为这个季节具有相对“客观性”：光线充足、植物正常生长，一切都没有那么情绪化。

　　将镜头对准人去屋空的荒村现场，郭国柱已经坚持了5年多时间，并且打算继续坚持下去。面对各路采访，他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关注这样的题材？

　　直接的契机来自一次拆迁：2014到2015年，杭州萧山新湾镇下属的两个小村庄要拆除1000多栋房子，当时郭国柱正好受邀记录了整个拆迁过程，关注到两个意味深长的现场：村民老房子的堂屋和村民丢弃的东西，后来被命名为《堂前间》系列和《遗物》系列。

　　“堂前间”说白点就是农村的客厅，在郭国柱看来，这个空间的复合功能和象征意义是超越“房屋”的，作为乡村私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维系家族尊卑长幼秩序以及熟人社会里人情往来的重要纽带。

　　满墙的奖状、鲜明的信仰标识、挂到褪色的红双喜字……乡村堂前间里的这些符号，让郭国柱似曾相识，这个空间的湮灭，显然代表着一种历时久远的生活形态的突然中断。

　　拆迁伴随着搬家，村民们没有带走的东西也被郭国柱收纳到镜头中：神龛、机械钟、木杆秤、装在箩筐里的马铃薯种子、保温瓶改造的盆栽、装满橱窗的餐具……郭国柱将它们命名为：遗物。在他看来，这些物件既是有意的遗弃，也是最后的遗留。

　　郭国柱在《遗物》的文字说明中这样说道：这些是私人生活里最隐秘的部分，不仅让我们得以拼凑曾经构成村民日常主题的生产生活内容，也让我们窥见村民们的内心世界，乡村惯常的习俗、礼仪和信仰。

　　面对这些即将消失的乡村场景，郭国柱无从猜度那些离开的人是喜是悲。因此拍摄《遗物》系列时，他营造了一种具有告别意味的仪式感，用拍摄肖像的方式对待每个物品与场景，并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既体现了一种尊重，同时也让观看的人产生更好的凝视效果。

　　这种“凝视”态度贯穿于后来的《流园》作品系列中，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拍摄目标：记录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荒村面孔。6年多的时间，他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拍摄了近200个荒村。

　　郭国柱《流园》系列作品之一，广东江门的一个荒村。

　　随着荒村影像系列的流传，各种讨论也多了。

　　凝视荒村的选择，与郭国柱的个人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郭国柱是1982年生人，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在闽南永春老家生活，从小习惯了田野、祠堂、小巷、邻里、民间信仰等元素和风景浑然一体的村居世界，而随着求学、工作的生活变动，他像千千万万被城市化洪流挟裹着向前奔忙的人一样，走上背井离乡的旅程，在享受城市繁荣与便利的同时，日常生活中也要应对买房、就业、孩子上学等各种压力和焦虑。这成为他站在城市这边重新凝视农村的心理动因。

　　郭国柱说，荒村并不需要刻意去发现和挑选，量大面广的逃离乡土行为早已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现实。在自己关注量不算太多的微博和微信中，每当他发出“求荒村资源”的信号时，总是有丰富的收获。

　　正是因为荒村足够多，并且成因大同小异，郭国柱在拍摄时往往关注的不是“这一个”，而是“又一个”。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反城市化批判者，无意对某个村庄的凋敝与否进行价值判断。在拍摄记录时，他往往也只以经纬度标注地理位置。当被问到一路走来，有没有特别留恋和想念的荒村拍摄点时，他干脆地回答：没有。

　　“我干的不是新闻摄影，没有时效性，也不谋求干预具体现实；也不是风光照片，不刻意迎合大众审美，不塑造浪漫想象的‘桃花源’。”郭国柱沉吟一会儿说，自己就是想给当下的快速城市化留下更多的视觉文献，用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