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拾荒”者：记录中国乡村的视觉档案，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

　　辛劳而平静地记述“被误读的风景”

　　长期的荒村拍摄经历，对拍摄者的心力考验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这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行为艺术。

　　一辆花了1万元购买的二手捷达、一个重达40斤的摄影包，这是郭国柱出门的标配。每次地方较远，他会做一个详细的行程规划，坐飞机或动车到达荒村所在的城市后，选择租车或者向朋友借车去往目的地。

　　马不停蹄已是常态。今年7月，他用了10天时间，从四川出发，途经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西，总共拍摄25个荒村，留了102张底片。

　　郭国柱常年独来独往，说走就走。外出拍摄期间，工作量极大，早上6点出发，一直可以拍到晚上8点半。晚上住的是小旅馆，很少吃正餐，长期啃干粮，旅途中他练就了一项奇特本领：随时随地可以停车补觉，一觉基本上在20分钟以内，醒来后接着干活。年复一年，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作息。

　　拍摄过程不乏艰苦的时候，去年进入一个荒村时，因为路上植物太茂密，他硬是靠着一把砍刀才得以进村；进入河南太行山深处的一个荒村时，进出花了8个半小时，路上没带食物，所见植物被分为“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两种。

　　虽然已经小有名气，但郭国柱却一直没有专门的工作室，有时在厦门的家中把卫生间用布一围就是“暗房”，他也不打算建立所谓的“团队”：“养不起，也没有必要。”旅行和拍摄花费不菲，郭国柱没有固定收入，除了少量创作作品变现外，他还要靠接拍一些商业活动保障开支，领受着这个年龄段共有的负重生活。

　　郭国柱大学时期的专业的是机械设计，先后在不锈钢餐具厂、建筑企业里面上过几年班，在成为专职的摄影师之后，他仍保持着“理工男”式的简朴与直率。

　　说起自己的荒村摄影创作历程，他直言自己的工作不靠灵感，靠的是勤奋。虽然山高路远，但自己并没有呕心沥血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通过不断跋涉、不断拍摄，自己和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就像一个人在多年以后梳理自己的情感史一样，已经滤去了得失焦虑，一边讲述，一边放下。”

　　摄影师郭国柱在拍摄荒村的行进途中。

　　对于摄影圈日渐流俗的“艺术家”头衔，生性恬淡的他显得漫不经心，在介绍自己时常常把加在摄影师前面的“独立”“自由”等形容词抹去。他甚至对“荒村摄影第一人”这样的称呼也保持足够的清醒：“国内外不少人都在做和我类似的事，我的工作没有独创性和排他性，荒村能引起更多人关注也不是一件坏事。”

　　在郭国柱的拍摄计划中，荒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此外，他拍过睡梦中的人、街头流浪汉等实验性较强的作品，也推出过《泉州》《绍兴》等城市影像系列。对于自己的职业状态，他用了一句话概括：就是用摄影来关心我自己的事情和处境。

　　郭国柱出生成长的福建泉州永春县仙夹镇龙美村，是一个离市中心80多公里的小山村。他在高中毕业之后才首次进城，蓦然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并不比外地人多，于是萌生了拍摄故乡的念头，想了解一个个体与一座城市的内在关联：空间与时间是如何在我身上发生着作用，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决定了我。

　　在郭国柱的理解中，泉州人包括自己身上有种“温吞”的地域性格：比如会专注于干一件事，但又不冒进。因此成就了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福建经济最发达地区跨时空并置的奇观：比如泉州很多寺庙、古建都是重修的，新与旧之间不是推倒重来的关系，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还保留着许多完整的古街老巷，还可以窥见“古早味”浓郁的汤水生活。

　　在郭国柱2012年拍摄于闽南家乡的一组影像中，正传递出了这种让人错愕的荒诞感：一组野外石缝中的小樽佛像和神像。这些因自身破损老化或供奉者改变信仰弃置于此的造像，虽饱经风吹雨打，须眉之间仍然留有供奉者所赋予的烟火痕迹，仍然有后来者不嫌简陋继续为其上香礼遇。

　　在郭国柱的镜头语言中，急剧城市化大背景下的村庄、建筑和场景等，都呈现为一种“被误读的风景”，事物正在失去他本来的样子和功能，但旋即又有新的意义被补充进来。

　　既因为恬淡的天性，更基于深入的哲思，郭国柱哪怕面对再边缘和尖锐的题材，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渲染伤感、悲情、批判的色调，而是执着于营造一个旁观者眼中的疏离氛围，带着冷静和诚实去观察和思考。

　　就像他所喜欢的原生种蝴蝶兰，不像商品兰一样花团锦簇，而只是安安静静地开、安安静静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