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拾荒”者：记录中国乡村的视觉档案，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

　　城市化的“城”，分水岭的“岭”

　　因为是荒村，郭国柱在拍摄地很少碰见人，如有所遇，也基本是上了岁数的老人，无非是两种，一种舍不得土地和农作物留下来的，一种不适应城市生活回流的。

　　在长期的荒村题材创作中，郭国柱极少触及人，但其实他的镜头和内心并不刻意回避荒村里的人和故事。

　　在一张摄于广西玉林的荒村照片中，破旧的祠堂里杂草丛生，但门柱上却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春融紫水三层文浪起游鱼，日映高山五色祥云开桂榜。这样的景象让他感到意外，很显然这是出走的人因为节庆或者祭祀回来张贴的。

　　长期走访荒村，郭国柱发现了一个颇具共性的现象：旧屋中挽联出奇的多，白纸黑字仿佛在说：在最后一次的葬礼与哀悼之后，这里将空无一人。

　　郭国柱还记录了另外一个荒村的景象：在一面土墙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本村凶狗，外人小心，后果自负。而在拍摄时，他了解到的情况是村里最后还住着三位老人，其中一位去世了，另外两位在山坡上挖了个墓穴，准备安葬死者。

　　类似“孤独死”这样的尖锐场景，郭国柱的相机和电脑里存留了并不少，但他几乎不公开展示和讨论，一来他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呈现赤裸裸的挑衅意味，二来也是为了自己的拍摄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所幸到目前为止他在途中还没有碰到难以应付的外来压力和阻力。

　　郭国柱不喜欢给自己的作品配过多的画外音，那些形态各异的荒村指向已经足够明确：曾经有人生活在这里，而现在，它们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在他的影像记录中，无人生活的村落，正逐渐被大自然所“回收”：他6年前拍摄的浙江舟山枸杞岛上，600多栋错落有致的房子空了30多年后，全部都长满了爬山虎，仿佛是从海里打捞出来的沉船一样。

　　郭国柱《流园》系列作品之一，浙江舟山的一个荒村。

　　有人从中看到了绿野仙踪式的童话感，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可供商用的“荒凉美学”。但在郭国柱眼里，这是充满现代性隐喻的荒芜：大部分农民所遗弃的村落，随着时间推移，将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归还给大地，乡村与城镇在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中此消彼长。

　　虽然一再强调荒村记录的“客观性”，并力图保持镜头语言的“零度叙事”，但郭国柱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没有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转折并由此催生的复杂感受，他不会一直坚持把镜头对准荒村。

　　郭国柱把自己的荒村摄影创作命名为《流园》，意指流动变化之中的家园。和之前拍摄的《堂前间》《遗物》集结后以《城岭》为题出版，“城”是城市化的“城”，“岭”则有双重意味，一指难以翻越，二指“分水岭”。

　　郭国柱这样解释“岭”的具体含义：以前的人进城难，现在的人返乡难；以前逃离乡土欣喜若狂，现在则不免怅然若失。

　　他以自己在厦门、永春的城乡“两栖”生活为例：90高龄的爷爷完全不适应城市生活，60多岁的父母双亲也无法扎根城里，自己常年两头跑，户籍、工作和小家生活都被绑定在厦门，但自己精神上却割舍不下永春老家的小天地。为此，他特意重新设计、修建了自己的老宅，变成一个按照自己意愿生长出的新建筑空间，一个可以肆意呼朋引伴、让人松弛下来的慢生活场合。

　　在朋友眼里，厦门和永春之于郭国柱，好像互为他者。他把厦门的生活方式带回了永春，也把永春的某些记忆带到了厦门。

　　郭国柱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成长得益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浆养，城乡两地对自己的教育塑造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正基于此，他对城市化浪潮的反思才保持“价值中立”：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去土离乡无可厚非，但由此带来的疼痛与孤独、撕裂与慌张也值得被凝视、被记载。

　　这种感受再一次体现在他今年9月中旬的外出拍摄旅程中，在拍完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一个荒村后，他这样写道：村民离不开土地，被拆迁后还是回到村里，搭盖简陋的棚子住下来，黑裙子女孩考上大学，要去昆明念书了。大爷自己酿的酒很好喝。

　　涉猎广泛的郭国柱也尝试用学术化的语言概括荒村背后的时代图景：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古老中国——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格局，正在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现代性所主导的当下进行着一场历史性的角力。

　　郭国柱平时也读过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三农”的专著和文章，对当前乡村振兴的政策和实践也有所了解。他注意到这两年急速的城市化扩张开始出现调整收缩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打量乡村的独特价值，越来越多的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有别于过往的乡村建设中。

　　郭国柱认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也是一道“分水岭”，意味着人们对待城乡分割的现实不再非此即彼，在进城和留乡之间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