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葆桢(1820-1879),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之一,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葆桢”之名据说是其舅舅林则徐以“永葆桢干之意”所取,其妻林普晴则是林则徐的次女。沈葆桢故居在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调任陕甘前,举荐沈葆桢接续筹建马尾造船厂。次年,沈葆桢被任为总理船政大臣,苦心经营福州船政七年之久,在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培养出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等大批杰出人才,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意义非常。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登陆,妄图久踞台湾。沈葆桢以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临危受命,调兵遣将,率舰驰台。赴台前,沈葆桢与文煜、李鹤年联名上奏,揭露日本侵略野心,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保台四策”。之后,沈葆桢指挥包括船政自制“安澜”“飞云”“伏波”等船在内的舰队,完成了万余人的台海大调兵,使台湾防卫力量迅速提升,大大震慑了入侵者。
抵台后,沈葆桢立即照会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严正声明对台主权:“无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同时,沈葆桢积极着手台湾全岛海陆防务,调集精锐、派舰驻防、建造炮台、储备弹药、筹集军费,使士气民心大振。虽最终未能实现将日军“尽歼于海隅”的计划,但迫使日军退出台湾,坚决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驱日保台后,沈葆桢继续留台整顿防务,并着手进一步开发建设台湾,相继提出设台北府、移福建巡抚驻台等一系列治台政策建议,实施“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促进了台湾政治、经济、工业、交通的近代化。
沈葆桢历任要职,却一生清俭、宦囊萧然,于身后之名更是豁达:“我无善行可纪,身后如行状、年谱、墓志铭、神道碑之类,切勿举办,多一谀词,即多一惭色也。”清风为证,明月可鉴。如今,在台南二鲲鯓炮台遗址的城墙上,沈葆桢当年手书的“万流砥柱”“亿载金城”仍余威赫赫,又何尝不是这位保台建台英雄的另一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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