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有容(1557-1627) 出身文儒世家,家住吉庇巷,《明史》称其“幼走马击剑,好兵略”。沈有容曾解“荷侵澎湖、倭窟台湾”之患,一以勇胜,一以智胜,为保卫台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万历三十年(1602)冬,倭寇占据台湾西海岸,四处劫掠,使商贾渔民不得安生。次年1月,沈有容奉命征剿,船队在澎湖遇到台风,即使24舟仅余14舟,他仍顶着烈风暴雨、巨浪滔天,随潮出没,拼死渡海,最终大破倭寇,收复大员(今台南安平),救回被掳渔民370余人,使“倭遂去东番,海上息肩者十年”。当时,跟随沈有容来到台湾的福建儒生陈第撰写了《东番记》,是最早记录台湾居民生活习俗与地理风光的重要文献。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人韦麻郎率三艘重装大船以“通译求市”之名图谋占据澎湖,无视福建官员多次警告并役使当地居民“伐木筑舍,为久居计”。面对船坚炮利的荷兰人,沈有容“先声后实”“单艇见虏”,宣示主权,指陈利害。《明史》记载当时场面紧张,面对其间“露刃相诘”,而“有容无所慑,盛气与辨”。《泉州府志》记载,沈有容“声韵雄朗,意气磊落”,使“濒海之民,咸颂其德”。不久,韦麻郎迫于压力率舰队退去。当地人为记其功,立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碑”,现仍藏于澎湖天后宫,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印记。
何勉(1680-1752) 清代戍台总兵,曾因卫台有功连升三级,曾居光禄坊。任福建台湾镇总兵期间,他捐资建设了规模宏大的总镇营盘,中建总镇署衙门,使台湾有了正规的军事指挥部。如今在台湾很有名的“总爷街”便由此而来。他还曾变卖家产,捐谷千石在台湾赈饥,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其子何思和也曾任台湾镇总兵,并卒于任上。
甘国宝(1709-1776) 两度戍台担任挂印总兵,不仅为巩固海防、驱除倭寇、保卫台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团结高山族同胞,教民农耕,以文化民,使台湾“兵安其伍,民安其业”。他离台履新时,当地百姓“群致万民衣伞,父老有操舟送至鹿耳门而不忍去者”。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全岛“士叹于庠,民哭于市”,纷纷建祠设祀,以彰其德。如今,甘国宝已成为闽台相亲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与他有关的影视戏剧作品在闽台地区广为流传。
梁鸣谦(1826-1877) 曾居文儒坊,是沈葆桢巡台期间,协助治台有功的重要人物。他随沈视台兼办各国通商事务,提出改革台湾地方建置、筑碉堡增设炮台等主张,均被沈采纳。他还倡议为郑成功建祠以弘扬正气,并代沈撰联:“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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