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刘斌：发现良渚古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12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首届“良渚论坛”致贺信中指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

　　当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良渚论坛”在杭州市开幕，论坛主题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说到良渚文化，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2023年12月1日，“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来到浙江，3日，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专访了刘斌。

　　刘斌在良渚考古现场 本人供图

　　“那些学术的问题、那些未解的谜团牵引着你去一点点破解，从事考古工作会越来越觉得有意思。”刘斌重点研究长江下游的史前考古和史前玉器，在中国史前考古和史前玉器研究方面造诣深厚。1985年，刘斌进入浙江省考古所工作，2009年任副所长，2015年任所长，长期参加和主持良渚的考古发掘工作，2006一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2020年起，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曾获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文科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是他让我们“一睹这位良渚王的尊容”

　　1936年，考古学家施昕更先生在家乡杭州余杭良渚镇一带进行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余处，这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9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对良渚遗址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考古工作。

　　刘斌在整理文物 本人供图

　　1985年，刘斌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史前考古室。1986年，在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之际，良渚文化的考古取得重大突破，第一次挖到了良渚文化的反山大墓。1987年，刘斌和同事又在瑶山遗址发现了良渚贵族墓地，并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和整个良渚文化的地位由此显示出来。

　　刘斌参加了反山12号、15号、18号、20号和22号墓葬的发掘工作。12号墓的玉琮王、玉钺王，22号墓的龙首纹玉牌、玉鱼等的出土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第一次让考古人看到“文明的曙光”。

　　第12号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和多件漆器， 包括重达6500克被称为玉琮王的特大型玉琮。北京大学原考古学系主任、资深教授严文明在一篇文章中介绍，玉琮王四面各刻画了两个神人兽面纹，线条之精细与表情之神秘莫不令人叹为观止。这座大墓也是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大墓，因而被称为良渚王之墓。

　　“由于他（这座大墓的发掘者刘斌）特别精细地清理工作，才使我们能够一睹这位良渚王的尊容。”严文明写道。

　　他的提议推动了良渚遗址及周边环境保护的完整性

　　1992年，刘斌和同事们通过对反山边上的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认为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是良渚贵族所居住的台城。

　　199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良渚工作站，通过拉网式 的勘探调查，到90年代末，共发现良渚遗址100多处。1999年刘斌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兼良渚工作站站长。

　　刘斌在良渚遗址进行发掘 本人供图

　　鉴于良渚遗址特别重要，1996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浙江省政府聘请刘斌、严文明等12位专家担任良渚遗址咨询委员会委员。在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会上，刘斌提出了以莫角山为中心到南北两山是等距离的一个完整地理单元的认识，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肯定，从而将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从33.8平方公里扩大到了44平方公里，由此保障了良渚遗址及周边环境的完整性。

　　真知灼见来自刘斌对良渚遗址深入调查，潜心思考。刘斌认为，相对于河流来说，山是更为明确和可以把握的参照系。而且古人也必定以周边的山作为其选择居住地的一个依托，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遗址附近的山也应该是遗址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刘斌介绍，良渚人设计的这座城市包括水利工程，规划面积是100平方公里。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也是申遗中的一项内容。良渚古城申遗成功后，我们调整了保护区范围，实际保护面积为99.8平方公里。

　　“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堪比殷墟”

　　刘斌的考古工作极为精细，同时又不忘对整体遗址群的全面考察，把宏观和微观巧妙地结合起来。

　　2007年，无论对刘斌还是良渚古城的发掘进程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在2006年的一次挖掘中，刘斌偶然发现了一条河，解剖显示，河岸是人工堆成的。几十年的“良渚经验”早已让刘斌对附近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层石头要么是防洪水的河堤，要么是城墙。次年，刘斌申请了调查，按照推想的方位进行钻探。当年11月，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的四面古城墙被全部找到，最终发现并确认了良渚古城。

　　刘斌（左一）在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 本人供图

　　这一发现对证明良渚文化存在早期国家的大型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刘斌说，“良渚古城围合面积300万平方米，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史前社会的认知，如此规模，只有古埃及文明这样的考古成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2007年11月29日，良渚古城新闻发布会轰动一时，被称为“石破天惊”，专家们评论说“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堪比殷墟”。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国内对良渚遗址的研究从被动开掘转向了主动探索。

　　“良渚之名正在被全世界颂扬”

　　良渚古城发现之后，刘斌10多年来一直坚持野外勘探发掘，对良渚古城的格局展开了抽丝剥茧式的研究。

　　哪些地方是宫殿区？哪些地方是河流？城外的水坝与古城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提出问题、追踪答案、解开谜团，5000年前的一砖一瓦都对刘斌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考古就是会不断产生新问题”，他表示，“很多东西都是偶然发现的，它可能看上去只是一个线索、一个苗头，但如果不去追、不去坚持，那就没有了。”

　　考虑到古城不可能孤立存在，周围一定有相关的配套设施。刘斌带领团队一方面对城内外进行细致的调查发掘，另一方面又进行大范围铺网式的调查，新发现了上百处遗址，发现确认了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以及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另外，还发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环壕聚落、大规模的玉器作坊群。到2017年，一个东方古国的雄伟面貌便呈现在世人面前，良渚已经具备世界级遗产申请的条件。

　　刘斌（右二）在第43届世界遗产评审大会上 本人供图

　　此后，刘斌积极投入到良渚申遗的工作中，白天继续组织野外考古，晚上撰写研究材料，《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为良渚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弗农·斯卡伯勒表示：“良渚的考古研究工作不只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当晚，刘斌兴奋地写了一首诗《今夜我在巴库》，诗中写道，良渚之名正在被全世界颂扬/相同的时刻不一样的时光/是你 穿越了五千年光阴/还是我 走过了几万里山河……

　　刘斌何以如此兴奋？如今他仍掩饰不住兴奋地道出缘由：良渚的存在年代为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它和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即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处于同一个时代，都是五千年左右。良渚不仅代表着中国长江下游的文明形态，也代表着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文明。良渚申遗的重要意义之一便是：让西方了解到，中国的文明进化和埃及等其他古老文明是同步的。

　　良渚申遗成功，对刘斌来说，更有着特别的意义，“以前的艰辛探索是值得的。”

　　2009年到2018年，良渚考古队固定工作站在八角亭。那儿原是果农的住房，砖墙瓦顶，年代久远。生活和工作设施都不甚完善，“地理位置倒是很优越，出门就是良渚宫殿区遗址。”刘斌打趣说。

　　再早些年，他们没有固定居所，跟着发掘地点流转在数个农民家的柴火房或杂物房间。“每天关灯后不久就会有老鼠在被子上爬来爬去，习惯了也不在意它了。有一天被老鼠吵醒了，一睁眼它竟在头边上蹲着！”

　　刘斌的家离八角亭很近，却一年有300多天不着家。过年期间，刘斌接来家人，和外地的考古技工们一起，把年夜饭都办在了八角亭。“其实有谁会不想回家”，只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考古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

　　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出色的人才

　　2020年9月，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和考古教育的日益重视，刘斌进入浙江大学，将工作阵地从研究所转移到了高校，“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出色的人才。”

　　他认为，考古作为基础学科，应当要成为文物研究、博物馆学等学科的扎实“地基”。因此，他在浙大积极推动筹办考古学本科，今年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学生。“考古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平台和窗口。中国考古教育和发展现在的力量远远不够，我们未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刘斌在浙江大学 本人供图

　　教学科研之余，刘斌一直关注良渚文化研究进展。他说，良渚文化的存在解答了“中华五千年”之问，但申遗成功远远不是终点，良渚文化持续了1000年时间，对它的研究和挖掘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近几年，刘斌还积极传播良渚文化。他组织并参与创作的《良渚文明丛书》、儿童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已经在国内出版，也被翻译成了多个国家的文字。良渚出土玉器全集、良渚文明传承之路大型纪录片等项目也在他的组织下进行着。

　　入行40年，从田野到讲台，刘斌今天依然保持着对考古的热情。考古的吸引力在哪里？刘斌认为，最大的乐趣就是科学研究本身。“那些学术的问题、那些未解的谜团牵引着你去一点点破解，从事考古工作会越来越觉得有意思。”“正是考古，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从中领悟古人的智慧，为当下及未来提供借鉴。”

　　采访最后，刘斌谈到长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他说，长江流域文明的共同特征是稻作农业、高台土墩建筑、临水而居和水路交通的江南水乡生活模式，以玉为标志的神灵崇拜和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为中华文明的礼治系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得知记者来自湖北，他还特地谈到长江中游的文化特点：湖北湖南在新石器时代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独立的区系，从游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一脉相承。长江中游独特的山水环境，造就了这里在文明早期依山环水、城邦林立的文明景象。长江中游地区几千年来人口密度不大，自然地貌与环境保存良好，5000年前的环境格局今天仍然一目了然，这对于保护和展示文化遗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 李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