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安徽博物院：楚风汉韵不分皖鄂

　　“安徽位于长江下游，地理位置特殊，境跨长江淮河，沟通南北与东西。自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文化的发展绵延不绝，表现出连续、独特与融合的多种特点。”11月14日，“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走进安徽博物院，探寻安徽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热情为探访团解读。

　　镇馆之宝兽面纹尊展现安徽文化交流枢纽性质

　　在安徽博物院青铜展厅中，一只腹部饰高浮雕兽面纹青铜尊吸引了探访团的注意。“这件兽面纹尊是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出土于1957年阜南月牙河遗址，是商代中期青铜器的代表之作。”安徽博物院讲解员蒋毅博向探访团介绍，这件尊属于大口尊，是商代较为常见的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南方风格。

　　兽面纹尊。王筝 摄

　　这件器物有一处尤为特别，蒋毅博介绍，它的内壁是随器表纹饰走向而凹凸不平的，这是为了在铸造过程中，保持器表厚度一致，从而提高铸造成功的概率。

　　“这种铸造方法除安徽阜南，仅在陕西城固、湖北枣阳、江西大洋洲、四川三星堆等地出土的尊、罍等器物上有此发现。”卞坚进一步讲解，“这种铸造技术很可能是在江淮地区创造后，沿着长江流域向西传播，对南方青铜器的铸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了安徽江淮流域商代中期青铜器铸造的最高水平。”

　　2014年至2017年间，在兽面纹尊出土地附近发现了台家寺遗址，考古发掘确定了以台家寺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的商文化属于中原商文化体系，并在该遗址中发现了铸铜遗迹和遗物，这是在商代都城遗址以外首次确认铜容器铸造活动。

　　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向探访团成员介绍馆藏文物。王筝 摄

　　“这说明兽面纹尊很可能是在本地铸造的，也说明了台家寺遗址可能是商王朝向南方进行经营、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是南方地区和中原交流发展的重要物证。”卞坚解释道。

　　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北文化交汇的集中区域，既能看到中原文化礼制影响下，长江南岸青铜礼器的铸造使用，也能在长江北岸发现具有南方特色的器物。商周时期，安徽地区作为中原和南方诸国的过渡地带，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另一件镇馆之宝“公卣”也是安徽作为文化枢纽的实证。卞坚带领探访团来到“公卣”前介绍，“这是一件出土于皖南地区并具有中原特色的青铜器。卣是商周时期流行的盛酒器，此件公卣垂腹的造型及精美的凤鸟纹，具有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特色，与同墓出土的其他吴越青铜器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卞坚介绍。

　　凌家滩的玉文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

　　安徽博物院凌家滩文化展区中，陈列着一件造型奇异、充满古老神秘色彩的玉器，它整体呈展翅雄鹰状，两翅却各雕一猪头，中央雕刻神秘的八角星纹，整体圆润光滑，这就是1988年出土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玉鹰。

　　“玉鹰是凌家滩文化的典型玉器，它的造型艺术和装饰纹样集中代表了凌家滩遗址的文化特点。”卞坚介绍，有学者认为，八角星纹象征着太阳，而这件玉鹰则是当时太阳崇拜、鸟崇拜、猪崇拜三位一体的综合，很可能是来源于多个部族的复合“图腾”。

　　玉鹰。王筝 摄

　　据介绍，凌家滩遗址是一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玉器在凌家滩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除了玉鹰，凌家滩遗址还出土了玉龟板、玉人、玉龙等大量造型独特、风格神秘的玉器。自1987年发掘以来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玉器占据了三分之一。出土玉器数量多、技艺高、制作精。因此，凌家滩的玉文化被看作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

　　“娴熟的制玉工艺，以及遗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使凌家滩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卞坚说。从“以玉为贵”的文化现象到玉器的类型、墓葬形式，凌家滩与稍晚出现的良渚遗址玉器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和传承，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包容性。

　　探访团专家、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敏介绍，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家河文化遗址的考古时代比凌家滩文化遗址要晚一些，在向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如果我们将石家河文化玉器与凌家滩玉器或良渚文化玉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确可以看到三者之间有一些差异，但也不难发现他们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张敏表示，这些精美玉器是中华文明玉文化方兴未艾的一道风景，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进程的关键节点和肇兴之地，值得深入研究。

　　金节见证楚国商贸繁荣，楚大鼎成为楚文化青铜器的代表

　　楚文化是连接安徽与湖北两地的重要载体。蒋毅博向探访团介绍，历史上楚国最后一个国都就在安徽，在淮南市还发现了李三孤堆楚王墓，这是迄今全国发现的楚墓中唯一一座可确认楚国国王墓——楚幽王墓，出土了4000余件文物，其中以青铜器为主，该院镇馆之宝楚大鼎即出土于此墓葬，重约400千克，是迄今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青铜圆鼎，体现了楚国高超的铸造工艺，是楚文化青铜器的代表。

　　探访团成员仔细研读镇馆之宝“楚大鼎”。王筝 摄

　　“安徽和湖北同为楚文化的中心区域，安徽博物院馆藏的众多楚系文物进一步实证了两地文化上的联系。”卞坚表示，鄂君启金节就是其中重要文物之一。

　　来到“国宝级”文物鄂君启金节前，探访团看到，金节形如剖开的竹片，通体却是由青铜打造，其上满饰错金篆书。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三件金节中，一件舟节，两件车节。蒋毅博向探访团介绍，稍长的舟节是船只水运的凭证，稍短的车节用于陆地车辆运输。

　　鄂君启金节。王筝 摄

　　公元前323年，楚怀王亲自下令铸造一套布满错金铭文的“青铜节”，颁发给鄂地的封君启，此后他的船队、车队便可免税通关全国，这便是鄂君启金节。“金节的路线自鄂至郢。鄂在今湖北鄂州、黄石一带；这里的郢都，应是楚都纪南城，位于现在的湖北荆州。”卞坚介绍。

　　据介绍，金节记载了诸多古地名、古河流名，以及商队过关卡时、免征的数额、使用的范围、免税的时效以及禁运物资等详细规定。根据鄂君启金节的记载，可以看到楚国的商贸活动相当发达，且商贸范围广大，管理体系健全。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鄂君舟节应用的路线涉及长江、汉江、沅水、资水、湘江以及巢湖等水域，从汉江行船可直至当时是长江出海口的镇江。”张敏介绍，可以判断当时荆楚和江淮、吴越地区的水路商贸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人员频繁往来，舟船川流不息，长江“黄金水道”的面貌初步呈现在世人面前。（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 王允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