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文化，从福清流播东瀛

重建后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何敏 摄

隐元禅师画像

日本黄檗山万福寺（资料图片）

在福清，很多老百姓只知万福寺出了一位东渡的高僧隐元，却不知隐元禅师及其弟子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入日本，对京都、长崎、大阪等地的饮食、文学、书画、建筑、医学、刊刻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段话深刻概括了黄檗文化的具体内涵，高度评价了隐元禅师作为促进中日友好的文化纽带的历史贡献。

东渡日本的黄檗寺僧即非如一在《福清县志续略》记载，福川要道是黄檗希运禅师度母升天的地方。福清渔溪镇黄檗山万福寺则是日本禅黄檗宗创宗祖师隐元禅师的出家地。

“福川古道是黄檗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年许多人由此出海进行海丝贸易，隐元禅师也是经此出海东渡日本传道的，很有研究价值。”日前，文旅运营企业中青旅联科相关负责人前往福清市福川古道考察调研文旅康养研学项目时表示。

源于福清的黄檗文化

唐大中二年（848年），黄檗希运来到现今福清市渔溪镇的黄檗山万福寺出家。希运禅师弟子义玄跟从学法33年，之后往河北正定建临济院，广为弘扬希运禅师所倡启的“般若为本、以空摄有、空有相融”禅宗新法，后世称之为“临济宗”，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成为临济祖源，黄檗希运的《传心法要》及《黄檗禅师诗》成为临济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万福寺则是由莆田人士正干创立的。唐朝贞元五年（789年），正干学禅得法后回闽，路经黄檗山，爱其山川灵秀，想起师父“遇苦即止”的赠语，因悟“黄檗味苦”，便开山结茅创立“般若堂”，后增辟院落，赐名“建福禅寺”，俗称“黄檗寺”，明朝时赐额“万福禅寺”。

明末清初，“万福禅寺”住持隐元四出募化，扩建寺院，使万福寺成为中国东南名刹。永历五年（1651年），万福寺僧众达数千人，出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僧，隐元因此被尊为一代僧杰，名扬海内外。

隐元俗姓林，名隆琦，祖籍福清上迳东林村。南明永历八年（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63岁的隐元禅师在先后经过了日本方面的三次恳请后，终于踏上东渡日本的弘法之路。据隐元《黄檗和尚扶桑语录》记叙：“明历元年乙未春三月福唐王、何、林、魏诸檀越同寺主等请师住崇福寺，于五月廿三进寺。”隐元由此开始弘法东瀛的岁月。

永历十三年（1659年），日本皇室赐宇治山麓一万坪地给隐元创建新寺，新寺规制悉照中国旧例，也取名“黄檗山万福寺”，建筑、雕塑一律按照福清万福寺样式，保持明代的风格，气势宏伟，金碧辉煌，寺院的造像也由来自泉州的名匠范道生负责。此后，日本新建的禅寺都仿照万福寺，不仅建筑式样，连装饰色彩也一样。由此，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也成为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祖庭。

“在日本指定的贸易窗口长崎，因为海上贸易往来的缘故，有很多闽人特别是福清人留居，寺庙文化盛行。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广受欢迎。”福清市广电局原局长陈仕桐说。

1663年正月十五，隐元禅师在京都黄檗山万福寺举行开堂法会，这标志着黄檗宗正式为日本佛教界所承认。

流播东瀛 大放异彩

隐元禅师以日本的“新黄檗”为中心，重刻出版《弘戒法仪》，制定清规戒律，整顿禅风，倾力传法，邀请他前往各寺院讲经的络绎不绝，皈依其门下的僧人也与日俱增，黄檗文化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

“江户时代是日本受容并发展中国儒学与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也是日本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王晚霞表示。日本江户时代促成这种高峰出现，离不开隐元禅师的东渡弘法，甚至有学者认为隐元禅师和朱舜水堪称是对近世日本文化贡献卓著之双璧。

隐元禅师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期间，曾经千日闭门不出，通读《大藏经》。1669年，铁眼禅人参学日本宇治黄檗万福寺，向隐元禅师发心发愿刊刻《大藏经》，隐元禅师赐明版嘉兴藏供其刊刻使用。经过铁眼禅人多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共刊刻刷印6956卷，雕版6万余枚，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此外，隐元禅师编撰刊刻《黄檗清规》和《弘戒法仪》等，对日本佛教，特别是黄檗宗和临济宗及曹洞宗产生深远影响。自隐元禅师东渡东瀛，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禅师共有16位应邀担任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前后跨度近130年。

“隐元东渡，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停滞不前的民族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生机。在排斥与吸收的矛盾转换过程中，推动日本民族文化发展进程。”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原住持悲昇法师表示。黄檗宗最盛时在日本有1100多座寺院、33个塔头，僧俗信徒达2500多万人，形成日本佛教临济、曹洞、黄檗三足鼎立的新格局。隐元也实现了“祖道晦久，必明于东”的初衷。

鉴于隐元禅师的卓越功绩，日本后水尾法皇在隐元禅师圆寂前一日，特加封号“大光普照国师”，以示尊崇。此后每隔50年，在隐元禅师忌日之际，日本历代皇室都持续追谥隐元禅师，历经6次加封。这种持续封号追赠，即使在日本本土的僧人中也不多见，而在其他渡日僧人中更是绝无仅有。

正是由于隐元及木庵等人的辛勤弘法和大力倡道，临济宗风在日本才得到发扬，并在日本形成了以隐元为首、木庵为继的临济宗黄檗派，派下又分以木庵为首的紫云派、以即非为首的广寿派、以慧林为首的龙兴派、以龙溪为首的万松派，后总称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一个新盛宗，并一直繁衍到现代。长崎万福寺的法席，自1680年木庵退隐后至今已传至57代，其中前21代（除14、16、17、19代外），主要是由中国高僧担任。

促进中日友好的文化纽带

隐元禅师不仅创立了日本禅宗三大宗派之一的黄檗宗，更传播了辉煌灿烂、经久不衰的黄檗文化，可谓是一次成功的对外文化传播。深入日本北九州等地，能让人直观体会到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隐元禅师还在中土时，就跟学者黄道周，书法家张瑞图、陈贤，雕塑家范爵、范道生等过从甚密。其本人书法造诣极高，与弟子木庵性瑫、即非如一并称“黄檗三笔”，并有许多书法作品传世。以隐元为首的明末清初僧人文人等避乱东渡东瀛，直接传播了华夏文明，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中日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印刷术。早期东瀛刊刻刷印技术并不成熟，出于面向一般民众普及教育的愿望，隐元禅师将雕版印刷术广泛推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日本印刷界的主流，并形成了今日通用的明朝体文字。

1979年，日本黄檗宗各寺以宗议会议长吉井鸠峰为团长，组成“古黄檗拜塔友好访华团”，来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拜塔礼祖，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中日两国黄檗宗佛教的友好联系。

此后，以黄檗文化为主题进行的中日民间交流络绎不绝，日本许多黄檗宗寺庙的僧侣和信众更是多次来福清追祖溯源。1996年，日本黄檗宗信徒来到东林村，捐款160万元建起三层楼900多平方米的隐元图书馆，既寄托对隐元为日本带去中华文化促进日本进步的谢意，也寄托对中日两国继续文化交流的期许。

2015年4月，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成立，致力整理黄檗文化资料的同时，加强同日本的民间文化交流，先后组织开展多次大型中日民间文化交流；2016年10月，日本也成立黄檗文化促进会，与福清方面加强对接，在更高层面和更广领域传承弘扬黄檗文化。

2017年11月5日，福建师大福清分校设立黄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这也是全国高校中第一所致力于黄檗文化专业性研究的机构。在福建师大福清分校的黄檗文化展厅内，展出了隐元禅师及其弟子的作品文选、流传器物、书法作品及中日研究黄檗文化的相关书籍等。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黄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相关人员表示，由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传播的黄檗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又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是中日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海丝文化的重要载体。

新时代，黄檗文化有了新传承。

2021年11月6日，第二届国际黄檗禅论坛暨隐元禅师东渡创建京都黄檗山万福寺360周年纪念大会在福清举办，为中日友好交流搭建互通互鉴的纽带和桥梁。

今年4月30日，美国福建联合总会荣誉主席李贵明前往福清寻访福川古道，挖掘黄檗文化。上月中旬，对隐元东渡带去的中国刊刻刷印技术特别感兴趣的福清辉达彩印公司负责人王言平，特意拜访省工艺美术大师毛新华，希望能重新掌握刊刻刷印技术这项技艺，重刊一些古籍，得到大力支持。

黄檗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也被提上日程。今年2月12日，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真诚表示愿做申遗顾问。“源于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并盛行于日本的黄檗宗信仰完全可以联合日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毕竟黄檗宗信仰在中日宗教界都影响巨大。”他说。

中青旅联科公司也在积极推动黄檗文化文旅康养研学开发及福清黄檗文化申遗事宜。“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具有较强的动机和意愿来发掘福清文化遗产，结合当地历史和现状，可以考虑以‘文化迁徙、认祖归宗’作为主要思路开展前期相关工作。”中青旅联科副总经理吴江表示，要保护传承好黄檗文化，以点带面把文化遗产串起来。（通讯员 王平）

跨海交流 文明互鉴

我们生息的地球上，不同洲域不同角落，自古以来分布着不同的人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聚落，各种差异的存在，使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多元，人类文明更加多姿多彩。

各大洲各区域的文明，从其诞生之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中发展繁荣的。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千多年来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中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茶道文化，乃至建筑、医学、饮食、服饰、语言文字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

发源于福建福清的黄檗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跨海向外传播、影响海外的一个例证、一个缩影。

同名的黄檗宗，同名的万福寺，同源的文化血脉，即便在千年之后的我们看来，也倍感亲切。

从黄檗山沿着山林中的文化古道走向闽江口，越过东海向扶桑传播中国文化，隐元东渡的故事，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另一位高僧。他的法名叫鉴真，是唐代律宗传人。一千多年前，他从扬州启航，历经六次磨难，终抵日本奈良，把大唐的宗教、文学、科技、建筑、医学等带到日本，给当时还相对落后的大和民族，注入发展的新动力，其成就足以代表日本天平时期的文化屋脊（指文化高峰）。

在李白杜甫生活的盛唐，长安无疑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经济昌盛，文化思想大气包容，东西兼收，万国来朝。李白的好友晁衡，就是来自日本的遣唐使。晁衡返回日本时，恰遇台风，李白以为晁衡遇难，写了一首七绝纪念：“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虽然晁衡已平安归国，遇难是谣传，但李白这短短四行诗句，尽诉了对日本友人跨越国籍的真挚情谊，如今读来，令人动容。

中日两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交往，到唐代形成了文化交流的高潮。据史书记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都随带遣唐学生（留学生）多人来中国学习。晁衡就是随第九次遣唐使来中国的日本学生。他原名阿倍仲麻吕，于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来到中国求学，改姓名为晁衡。卒业后长期留居中国，历任司经局校书等多种官职。

在唐朝，另一位入唐学习的日本高僧法名空海，与福建渊源颇深。公元804年（另一说803年），空海乘舟来唐，也是遇到台风，被吹到霞浦，在赤岸登陆，得到当地官民友好相待，后从福建赴长安。空海学成后归国，创办了真言宗，如今仍是日本影响极广泛的佛教流派。改革开放后，位于霞浦赤岸的空海堂，吸引了不少日本游客前来观瞻。

闽山闽海佑八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古代福建遭受之战乱，较中原省份相对更少，因而传承保存了更多原生态的汉族传统文化，如客家文化、闽南文化、莆仙文化和闽都文化。同时，因为向海临风，潮达五洲，福建与世界各国各地的联系交流也更密切，在上千年时光中，八闽之地，自然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出发地，也是吸纳海外异域文明的先行受益地。厦门、泉州的骑楼建筑风格，就颇受东南亚的影响。

回到黄檗文化，明末清初，继隐元之后，其法统继承人、祖籍晋江的木庵禅师，于1655年从晋江安平港启航，东渡日本弘法，1664年继承隐元法席，任日本万福寺住持，成为“日本黄檗宗二祖”，获授日本天皇钦赐紫衣。

以隐元与木庵为首的黄檗禅僧和大批文化人的东渡，直接传播了中国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建筑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文化风格的黄檗禅已深深扎根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可以说，隐元和木庵这两大闽籍高僧，为推动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跨海交流，文明互鉴，彼此欣赏，美美与共，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千百年来，无论是中国鉴真还是隐元，无论是日本晁衡还是空海，都怀着大海一般的胸襟，虚心互学，先进文明无私向外传播，后进文明努力追赶，形成携手奋进的风气，这是文明之幸，更是人类之福。

历史不能忘记，人类跨越各大洲洋的交流互鉴，更应成为丰厚的文明积淀，为现代社会的进步，提供源源不绝的内在动力。（刘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