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彩礼要重归于“礼”

作为重要的民生话题，“建议整治农村高价彩礼”成为今年全国两会关注的热点。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卢天锡表示，很多农村地区彩礼已攀升到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多，有的地方房子、汽车等成了结婚“标配”，越是欠发达地区问题越突出。“高价彩礼让婚姻蒙上了阴影，给双方家庭带来了许多困扰，也让生活负担不断加重。”卢天锡说。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岐厝村党支部书记曾云英有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对多地出现的高价彩礼现象深有体会：“很多农村家庭条件越不好，彩礼越是要得高，很多适婚单身青年找不到对象，有些家庭经过很多年努力终于脱了贫，因为娶了媳妇又欠了外债。”

如何有效遏制高价彩礼之风？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应从政府引导、柔性治理、舆论宣传等多渠道入手，让彩礼的意义真正回归于“礼”。

“高价”让农民“谈婚色变”

我国作为传统“礼乐之邦”，万事万物皆规整有度；现在的彩礼就是由古时结婚“六礼”中的“纳征”演变而来。因此，年轻人在喜结连理时讲究一个“礼”字本无可厚非。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彩礼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动辄数十万元的花销把婚姻变成了“攀比斗富”的竞技场，不管家庭承受能力如何都要大操大办，久而久之就形成恶性循环，让一些家庭闻“礼”色变。即使最后咬着牙承担下来，也为婚后生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在青海省贵南县塔秀村，新郎、新娘的结婚服饰一套就要几十万元，需要绝大多数家庭积攒好多年，且酒席铺张浪费，为原本皆大欢喜的好事蒙上阴影。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山西省委副主委、太原市科协主席阎美蓉道出了关键：在一些农村地区，传统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不少家庭寄希望于通过收取彩礼来改变当前生活境况，导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虹认为，高价彩礼把婚姻异化为买卖，要解决这一不良社会风气，根本上还是要靠文明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在推进婚俗改革时，既要积极宣传，也要探索建立长期机制，推动人们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

卢天锡认为，男女比例失衡、生活水平落后、行政管控缺位、攀比观念盛行是导致高价彩礼的主要原因。

为农村适婚青年“减负”

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点名”高价彩礼以来，这一民生问题就引起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重视，刚刚出台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不仅明确提出要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更提出了推广积分制等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作用。

目前各地也作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探索，比如塔秀村现在的村规民约中就要求彩礼不得超过5000元，对酒席标准也有规定，当地老百姓直呼“负担减轻了好多”。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从改善基层工作方式入手，把“组织领导、村民自治、宣传教育、公益服务、政策引导和常态巡查”等办法融会贯通，最近两年村民在红白事上的花费大幅下降，攀比之风“偃旗息鼓”了，现在村里办喜事的支出下降了70％-80％。

对此卢天锡认为，虽然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要发展经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让部分村民彻底摒弃通过“嫁女儿”来改变经济状况的想法，但目前政府层面的科学引导、舆论层面的大力宣传、治理层面的柔性参与同样必不可少。他建议应积极响应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出台治理高价彩礼的各项配套措施，并将治理高价彩礼纳入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工作范围，引导村组、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以村规民约等方式约束群众。同时，让“身边人说身边事”，借助媒体曝光、舆论监督、道德评议、典型选树等方法，引导和带动农村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嫁观。

曾云英建议，各地各级妇联、共青团、文明办、农业农村等部门要联合召开联席会议，向社会发出倡议书遏制高价彩礼；开展“推高彩礼不可取，伤风违法害子女”普法宣传教育；举办“文明家庭”“最美新娘”等系列活动，使婚姻新风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减轻结婚带来的负担，消除结婚致贫返贫的风险。通过移风易俗，弘扬婚姻新风。

全国人大代表、福州佳好佳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班长侯艳梅有多年进城务工的经验，她认为应总结推广各地婚俗改革试点的经验成果，建立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制；通过村规民约对红白喜事进行规范，约定彩礼、酒席的标准，遏制农村竞相攀比彩礼的情况。（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