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

　　原标题：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的“大政治”

　　核心观点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引领性、规范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是“刚性目标”，就是实质性应对经过近40年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后累积起来的极其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因而是必须如期完成的“政治任务”。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还有赖于一种全新的符合生态文明原则的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与新文化，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将会构成这种全新社会的认知与实践指针。

　　●作为“五位一体”构成性元素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确具有一种整体规范性、引领性的意涵，换言之，“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能够彰显一种新政治、新文明的未来指向。

　　从政治视角或高度来看待与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国一些地区的雾霾天气、饮水安全和土壤重金属含量过高等严重污染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并强调，“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因而，如何从环境政治的视角科学阐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理论意涵，进而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我们理论界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是“刚性目标”, 不容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敷衍或退缩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环境政治？或者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为什么是一个比生态环境保护涵盖力更强的理论概念？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是“刚性目标”，就是实质性应对经过近40年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之后累积起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因而是必须如期完成的“政治任务”。概言之，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呈现为一个同时挑战既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与身心健康、公众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未来愿景信心等核心性方面的严肃政治问题，以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必须从自己的执政目标与权力基础的政治高度来高调应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及其实现来做了说明。他指出，依然建立在粗放发展模式上的经济产值翻番，必将会带来更大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也将会导致更大程度上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的大打折扣和不满情绪的上升，那将是一种什么形势？因而，必须明确的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性任务，就是尽快做到抑制、减缓和治理依然形势严峻的城乡大气、水域与土壤污染等问题，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确保尽快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生态环境这一“短板”。依此而言，实质性应对生态环境难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政治总目标的关键性支撑元素，不容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敷衍或退缩。这也就意味着，对全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最直接检验，就是生态环境质量的大幅度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的中长期任务是“中位目标”，有着明显的“新政治意蕴”

　　生态文明建设的中长期任务是“中位目标”，就是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实现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系统（整体）性应对和治理，因而有着明显的“新政治意蕴”。生态环境问题从近期或直观的角度看，是非常具体意义上的大气污染、水域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荒漠化等人为不利现象，但从更根本的层面上说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不匹配、不平衡问题。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还有赖于一种全新的符合生态文明原则的新经济、新社会、新政治与新文化，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将会构成这种全新社会的认知与实践指针。正因为如此，必须明确的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不仅意味着一种综合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对思路与模式，即充分利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力量或进路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意味着一种综合性的社会重构或转型目标，即逐渐创建起一整套合乎生态文明理念与原则的社会制度体系。因而，显而易见的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改善，远不是单凭经济技术与公共管理政策的革新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转型或重构过程，或者说文明革新或转型过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五位一体”构成性元素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确具有一种整体规范性、引领性的意涵，换言之，“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更能够彰显一种新政治、新文明的未来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