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部长任内或因年龄调整

　　一般情况下，部级干部任职年龄是最高不超过65岁，而在此次国务院部委组成人员中，61岁以上的部门领导有8位，分别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教育部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等。

　　谢春涛说，任期内因任职年龄界限调整是有的，过去有这种先例。因为部长，包括省委书记也是这样，并不是说离退休年龄有一个任期的才可以安排。过去有一个所谓“七上八下”，比方说副部级的人57岁就可以提，58岁就不提了。正部的有时候62岁还可以提，63岁就不提了，这种情况凭什么就不能提呢？到65岁就退休的话，无非就是干不满届，到时候该下来再下来。

　　21人曾在本系统任职

　　这批部门领导的学历也很高，除一位是中专水平外，大多在大专以上，其中10位具有研究生、博士文凭。记者注意到，27部门领导中，至少有21位领导曾经在本部门任职，或者有相关的专业背景。例如水利部部长陈雷，曾经担任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工程机械系教师，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技术处干部、主任科员，后任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水农村水利司司长，规划计划司司长。

　　有的部长则是在本部门副部长的位置上提拔起来的，比如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谢春涛分析，现在由副部长转为部长的多了，这个是好事，好在哪里呢？副部长接部长，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显然更专业，对工作连续性也有好处，另外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只要我副部长干得好，照样可以当正部长，甚至还可以再往上走，作为对每个人的发展来讲，不只副部长，对底下的司局长，还有更年轻的，都是一种激励。

　　谢春涛同时指出，对部长级的领导，也不是一定要有过某方面的经历。省长、省委书记是管全面的，你说哪个高校里面有个省长专业，省委书记专业？没有。那部长当然是相对专业一些，但你也很难说都是专门的。而且从国外来讲，像这种政务类的，跟总统组阁，很多也是没有专业背景的。一个文职的人管国防部，都是可以的。

　　“两院”领导注重专业背景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王胜俊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曹建明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两人得票均在九成七以上。年届70岁的肖扬和贾春旺退休。

　　今年62岁的王胜俊是安徽宿州人，早年曾当过工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不到40岁时就升任安徽省委常委，此后长期从事政法方面的领导工作，1993年王胜俊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法委机关任职15年，先后辅助任建新、罗干、周永康三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法委秘书长负责协调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国家安全等部门，位置重要，但很少在公众视野露面。此番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反映了中央高层对他多年政法工作的肯定。这位合肥师院历史系毕业的政法高官曾公开表态称，政法机关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性报道要有正确态度，只要是善意的、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批评报道，都要虚心接受，要通过宣传将司法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以公开促公正。在中央政法委任职期间，王胜俊还时常赴地方考察政法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方面，他的态度“掷地有声”。

　　近年来，政法系统的高级官员来源开始多元化，除了像王胜俊这样的资深政法干部，以及公安部长孟建柱、司法部长吴爱英等地方官员之外，法律学者和专家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53岁的曹建明就是后者的代表。此次当选后，他成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家出身的高检检察长。

　　今年53岁的曹建明是江苏南通人，科班出身，法学教授，当过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曾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等称号。

　　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法制讲座，也就是后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前身，主讲人正是曹建明。1998年，他二进中南海，主讲了第七次讲座。其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深获高层肯定。1999年，44岁的曹建明“学而优则仕”，就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国家法官学院院长。

　　曹建明认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要着眼“民生”与“民主”。维护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要依法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依法及时处理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为。

　　从上海一个饮食店职工到大学生、从出国留学到回国执教、从法学教授到共和国大法官，直至今天当选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这位法界精英这样一步步走来。

　　“裸退”是进步的表现

　　“两会”换届，一批公众耳熟能详的官员们完成任期后，有的像李金华一样开始新的政治旅程，但对于有些人，将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什么职务都不兼，干干净净地退下了，这被称为“裸退”，而这种现象在这次“两会”中显得尤为明显，比如吴仪、肖扬、贾春旺……

　　对此谢春涛教授表示，过去“裸退”这种情况不多，很多领导干部从政府的领导岗位卸任后，就到人大、政协过渡一下，也就是过去经常说的“退居二线”。

　　对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再到人大、政协过渡，直接“裸退”，谢春涛对记者说：“既然从政府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了，也不考虑再过渡了，干脆把机会留给那些年富力强的干部，这本身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采写：

　　本报记者 虞伟 游星宇 实习生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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