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我国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主要是依据1958年出台的《户口登记管理条例》,有四大原则:以家庭为单位、经常居住地为依据、城乡二元化、迁徙审批。这种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城镇人口优先享有公共资源,在招工、招生、社保、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造成不平等。户籍管理制度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等级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迅速,这种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户籍管理制度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一篇大文章”,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刘光磊认为,该问题必须要尽快研究,予以解决,“长期这样延续下去,农民老是被约束在黄土地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城乡统筹发展的问题就没法解决。”
彻底放开户口将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期望彻底放开户口迁移门槛,让任何人都能按自己的意愿到任何地点落户。
“我的天呀,要是人再多点,以后可怎么出门呀?”3月10日,走出拥挤的地铁车厢后,北京市民胡女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抱怨,如果把北京户口彻底放开,一下子增加很多人,“本来交通压力就很大,北京怎么吃得消?”
陈舒代表认为,寄望于户籍改革一下子完成不可能,只能逐步试点,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才有希望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户籍改革。“取消农村户口容易,但要实现自由迁移,享受城市真正实惠,短时间内难度很大,这源于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弥。”
在陈舒看来,下一道城乡户籍统一的政令是容易的,但要把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理顺却不容易。比如低保,政府需要补给多少资金?比如农民子女的教育,城市财政是否承受得起?
2003年,重庆主城取消了“农业、非农业户口”二元结构。实行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所有人都具有“重庆市居民户口”,在教育、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而为此设置的门槛较低,只要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即可。
刘光磊表示,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仍将坚持下去,但这不等于现在就彻底放开所有门槛,“我们将在坚持中去完善”。
他说,必须有序、合理地解决户籍问题,如果农民都把土地扔掉后进城了,解决不了生计问题,住在窝棚里,完全靠城市养,也是不行的,城市将不堪重负。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的结构、分工问题,不能没有人从事第一产业,非让农民到城市里来,又将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适度放开是对的,但要防止一风吹”,他说,人们在迁移时,也不要一味地盯着大城市,也可以考虑落户到中小城市和城镇。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桑海分局局长万凯认为,目前,户口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户口本身,而是在于城市功能的限制。“一旦彻底放开户口迁移,城市承受不了,必然就会用其他的手段设置门槛,户口只是个挡箭牌而已。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看国家的发展,发展水平没上去时,盲目地放开户口,是不现实的,将会让更多的人受累。”
很多人大代表认为,解决户口问题要以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为基础,户籍管理制度必须与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相适应。否则,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带来的必然是劳动力就业、基础设施容纳、失业救济、交通出行、社会保险等方面出现问题。其结果是城市化甜头尚未尝到,反而迎来“城市病”。
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
有媒体报道说,郑州曾经尝试“基本磨平城市入户的门槛”的户口新政策,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全国各地户改政策最宽的,但新政策实施后,带来很多问题,给城市带来很大压力。
生源爆满成为近年来郑州市各中小学的普遍现象,有的班学生人数高达90多个。一些学校操场站不下全体学生,竟然在做课间操时实行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分班轮流做操制度。一些学校的学生下课上厕所,竟然还要排长队。
这种现象耐人寻味,折射出户籍改革的艰难。显然,在各种社会事业的承受能力有限的背景下,户籍改革需整体推进。实现迁徙自由的理想不能超越现实可能,解决户口问题必须有更宏观的视野,单纯靠取消迁户门槛并不现实。
刘光磊算了笔账,我国农村有3亿富余劳动力,城镇有8000万,如果这3.8亿人口全部转成市民,按修建一个城市容纳100万人口计算,就需要修建380个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不能盲目地搞,还得设置一定门槛。”
“事实上,公安部一直都在积极推动这个事(户籍改革—记者注),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我们在拖延。”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日前表示,由国务院牵头,包括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14个部委正在积极协商户籍改革的事情。
据透露,户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大中小城市肯定会有区别。他称,户籍制度改革牵扯到住房、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户籍制度何去何从,百姓依然在期待。 (田文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