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发展 风起帆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开拓·内联外引双向开放
“由于时间、地点、生产要素组合不一样，开放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照搬特区、开放城市的做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与之相适应的路子。”
——习近平《摆脱贫困·弱鸟如何先飞》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闽东和福州，不同的基础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注定走的是不同的开放之路。如何因地制宜融入沿海开放发展经济带？习近平不断探索、开拓创新。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当时闽东被称作我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1988年7月，习近平在闽东九县调研中指出：“沿海发展战略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地处福州、温州两个经济活跃的开放城市夹缝带的闽东处于什么位置应当考虑。”当时，在南面的福州及闽南一带，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正走着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道路，对闽东的经济发展影响深刻。但闽东要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走外向型经济，依然缺乏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他认为，闽东的沿海开放，正处于打基础的时期，是属于开发式的开放。因此，在扩大内联协作上下了更多功夫。“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他提出了“双向开放”“双向开发”“扩大开放”“外引内联”的发展道路。
到任福州后，习近平主张进一步提高福州经济的外向度，以福州开放城市和马尾开发区为中心，形成闽江口两岸大福州“金三角”开放地带，并逐步向闽东北辐射。1994年4月2日，在福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是福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生命线。福州的区位，决定其必须走开放的道路。他说：“福州在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中之所以取得这么多成绩，主要是我们没有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没有简单模拟别人的办法，没有从本本出发，教条主义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稳步利用外资改造旧城、发展创汇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福州推行双向开放，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到海外境外设窗口、办实体，把经济触角向外延伸，也提高了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改革开放成为活力之源。“八五”期间（1991-1995年），福州GDP接连跨过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1995年突破5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内联协作求发展
讲述者：朱怀瑜（时任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
早在1986年，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建阳（今南平）五地市在建阳召开了首次横向经济联合恳谈会，目的是互相辐射、互为依托，使开放有更广阔的腹地。“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建立机制，在这五个地市之间每年举行一次恳谈会，以推动地市之间、企业之间、城乡之间经济联系和各项交流发展。
习近平到宁德任职后，对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非常重视。第四次恳谈会1989年在莆田举行，当时参加会议的五地市领导中，并不全是“一把手”，但作为宁德地区代表，习近平亲自带队参会，并作了充分的准备。几次筹备会，他都和大家一起梳理宁德的优势和不足，甄选需要协作的项目，并分析为什么要拿它们出去、协作能给宁德带来哪些好处。他还跟我们讲：要多走出去，要多带企业出去看看。五地市横向联合，宁德肯定首先受益，因为贫困地区总是更需要别人支持。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这次恳谈会上，各地市代表发言中，习近平介绍得特别好，他的讲话内容集中在宁德的发展方向、宁德的重点项目以及需要哪些支持，全都讲到点子上。之所以能这么精准地发言，是因为他“做足了功课”。事实证明积极走出去是对的，恳谈会上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效果很明显。比如，霞浦电子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新型电子秤，急需液晶显示器和传感器等主要配件，莆田市电子工业器材公司可以提供，两家在会上达成联合生产协议；莆田天龙电子计时企业联合公司生产电子产品，年需进口线路板1000吨，闽东敷铜板厂年可产600吨敷铜板，双方议定共同加工开发线路板；而闽东敷铜板厂年需酒精900吨，莆田可以供应……
这种联动，实质上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劳动、经济、技术的组合与协作，企业之间实现了扬长避短，不仅提高了单个企业和局部地区的生产力，而且能产生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除了恳谈会，五地市还在水产、外贸、物资等方面举行专业洽谈会。现在看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更像一个平台，而习近平在当年就把这一平台运用得很好。
1990年11月20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第五次恳谈会在宁德举行。已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依然亲自带队参会。内联工作成为福州市改革开放的十件大事之一。
在第五次恳谈会上，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改称“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五地市经济协作区”，简称“闽东北五地市经济协作区”。按照“山区沿海一盘棋”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以福州中心城市为依托、企业联合为基础、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导向、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经济联合，实现了从单纯内联走向“内联—外向”的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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