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一”机制惠及长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保护文化遗产，既需要行动，也需要制度和法治保障。

　　1991年3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以下简称“现场办公会”），不仅改变了林觉民故居的命运，也建立了惠及长远的“四个一”机制。

　　“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黄启权回忆说。

　　正是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以及一系列给力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之举。

　　“一个局”——“现场办公会”确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增加事业编制10名。199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会议议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考虑设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年6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立，作为市直二级局，人财物相对独立，定编20人。

　　“当时，省里和各个地市都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福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还早，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算比较早的。”1997年担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的王培伦接受访问时说。

　　“一个队”——“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队。1991年6月，考古队正式成立，定编8人。这为提升福州文物考古水平，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0年来，福州市考古队在多个考古领域特别是中国水下考古领域，创下辉煌业绩。平潭“碗礁一号”“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他们都作为骨干力量参与，考古成果丰硕。

　　“一颗印”——“现场办公会”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现有使用单位，都要与文物主管部门签订‘使用保证合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992年开始，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盖规划建设部门的印章就可以了，增加了文物部门的一颗印，保护文物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建设性破坏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黄启权说。

　　“一百万元”——过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只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8万元，“现场办公会”议定，从那一年开始，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10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除了“四个一”机制，“现场办公会”还催生了一项创举——“福州瓷牌”。

　　顺着文儒坊的石板路，寻至大光里北侧8号，坐落着福州“首屈一指的诗楼”，斑驳的红木门上挂着一块搪瓷铭牌——“福州市名人故居·陈衍故居”，落款为“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九九一年十月”。

　　这块铭牌用搪瓷烧制而成，不惧风雨，昭示着这座楼房的身份。上世纪90年代初，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如现今强烈，福州市创新探索出挂“福州瓷牌”保护历史建筑的做法，在当时尚属全国首创。

　　正是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名人故居、遗址采取多种形式挂牌，并一律建立档案。

　　1991年3月12日，在省市人大代表视察福州市文物工作反馈会上，福州市正式决定用市政府挂牌形式从速保护一批名人故居。

　　1991年9月，经调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64处市区名人故居，比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挂牌保护。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公布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从1991年10月到1992年1月，这64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了搪瓷烧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包括陈衍故居、陈若霖故居、高士其故居等。

　　30年过去，这些故居有的已经升格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他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义得到妥善保护，门前依然挂着独具时代特色的搪瓷铭牌，经历风雨，见证历史。

　　1991年“现场办公会”确定的不仅是一件件具体实事，还有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那就是：抓紧制订《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两个保护规划。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从1989年4月开始起草，“现场办公会”之后，福州市文物、法律工作者马上加紧制订。1995年10月27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1997年1月23日，经福建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1997年2月4日，由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

　　这个条例的制订和施行，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也是率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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