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在宁德（十七）

2019-06-28 11:54:00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于是，习书记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个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牵头当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配合，从各个部门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时间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当时办报条件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多少钱，习书记硬从财政的“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当启动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去借军分区的房子，甚至“动用”自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书记专门写了复刊词，刊在头版上。此后又不断帮助解决报社方方面面的困难。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时，在基层与新任地委书记陈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机关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就是5月3日在《闽东报》会议室召开的新闻宣传座谈会。1996年8月10日是报社大楼奠基的日子，那时习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他特地从福州赶来，与前后几任地委书记共同参加奠基仪式，可见对这份报纸的重视和感情。他到了省里之后，还经常看《闽东日报》，曾两次对《闽东日报》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2000年9月14日，我和时任报社总编及总编办主任3人一起采写了一篇关于宁德蕉城区特困乡洪口脱贫致富情况的文章，登在《闽东日报》头版头条上。已是省长的习书记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100多字的批示。还有一次是2000年11月9日，《闽东日报》写了一份内参，反映城区边上一个村子道路不通的问题。他再一次专门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认真加以重视。后来我们陪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到现场察看调研，最终把这个路修好了。

　　习书记还曾3次为《闽东日报》撰文题词或发贺信。第一次是刚才讲到的，撰写复刊词;第二次是1999年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还专门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第三次是2004年6月16日复刊1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还特意发来贺信，其中特别讲到了“三贴近”原则和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希望《闽东日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报一刊”的“一刊”，是《闽东通讯》。1990年创刊，地委主办。当时也是习书记写的发刊词，后来也对这个刊物有很多关心和关注。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1989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对推动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他当时所讲的这些话，其实不仅是站在宁德地区的层面来谈论新闻宣传，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闻宣传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当成闽东人，他说过“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您认为，主政宁德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邱树添：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讲是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到了30多岁，逐步进入成熟期。宁德岁月，加深了他对基层、对群众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过的陕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闽东这么复杂。陕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宁德随便走到哪一个山都比那边最高的山还要高，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696座，像总书记去过的下党乡，四面八方都是这种山，那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如果不谈生活水平，单从环境来看，这里的条件也更艰苦。厦门是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在梁家河，坐车坐半个小时把周边都转遍了，去哪里也不可能像到下党那样，下了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经历加深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跨越东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异来实现发展。如今，身为总书记的他仍然面临着解决差异的问题。所以说，从北京到农村，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再从北京返回到县里，再从特区到宁德这么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层面上给他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感悟。

　　其次，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考验。第一是责任担当问题，能不能沉下心来帮助这个地方谋发展。第二是水平能力问题。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铁腕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实际上，他在宁德就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他到宁德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一方面明确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顿作风，确定了坚持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强力反腐。1989年1月开始，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压反腐，扭转风气，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与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呼应，都是管总的东西;讲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与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呼应，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当时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军民共建、军民融合发展也有许多重要论断。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岁月，似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来到宁德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却孕育出超前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产生出了影响他未来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雏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着必然。因此，我认为，宁德就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陕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的正定让他触景生情，而福建的宁德则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是随意而谈，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只有那个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让人能有充分发挥才智的地方、人物风景相亲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梦里相约，在回忆中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体里天然地奔腾着红色革命热血;老区虽然比较贫穷，但这里也有最纯朴的革命情怀。闽东的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亲近他，真诚地支持他。他1990年1月写下《闽东之光》一文，满腔热情地说出“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话语，还有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动情地说：“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我会时常牵挂、关注闽东的工作，积极为闽东的发展进言献计。闽东的点滴变化，都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言为心声，言行如一，说明他已把自己当成一个闽东人来看待。他以实际行动给闽东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也由此获得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滴水穿石”精神，是闽东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闽东人将永远不辜负他的嘱托、期待，永远秉持闽东精神，继续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家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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